那宋子文原与张学良私人关系密切，为委员长西安被扣押一事，他才能单身匹马撞西安，当然还另外一层关系。那就是与周恩来在大革命时过往甚密。故而，他挣脱了何应钦等人的阻拦，乘飞机来到西安。
刚下飞机，就见少帅张学良与杨虎城已提前赶到了机场，子文暗自高兴：“此西安之行，将会成功而返。在与张、杨握手道安后，子文问：“二位将军，感谢你二位赶到机场迎我，但我此时更关心的是委员长身体的健康。”张少帅说：“子文兄且行，委员长身体很好。”子文问：“听说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已到了这里，消息确切吗？”少帅答：“周恩来到西安也不过比子文兄早了几个钟头。”子文叹息：“足足十年未见面了，不知恩来可好？”少帅说：“周恩来先生到这里后，正等兄到哩。他本想来这里接兄，但有诸多不便，所以没来，子文兄休怪。”子文说：“这我理解。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我与他过往甚密。现各为其主，又在这种场合下见面，不能说没有一点尴尬。哎，政治啊，竟把我们的朋友关系扫得一干二净。”张少帅说：“子文兄差矣，恩来先生却没有这样认为。公私还是应该分开的。”说话间，小车驰到周公馆，少帅与子文下车，见周恩来已在门外等候了。
子文见周恩来：雄姿英发，满面慈祥。西装革旅中透出一股股英气，更显和蔼亲切。你看他从容大方地迎向前来，手未伸到话已提前响起：“子文兄，十年不见，你还是那样英姿翩翩，可贺啊！”十年前的老朋友相见，心情感到格外激动，二人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使劲地握着。那亲热劲哪里看得出曾各自为主义而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时候。又听周恩来说：“子文兄，曾夫人和女公子都好？”子文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回答：“托福，很好。拙荆和犬女都好。只是你，恩来，更加成熟了。弟妹颖超好吗？”周恩来转过头，朝里屋喊道：“小超，快出来迎接贵客。”只见邓颖超从里屋出来，十分大方地与子文握手、问候。
刚坐下，宋子文就切入正题，说：“恩来，汉卿，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听听你们对委员长回京之事谈谈看法。我走时，孔代院长一再叮嘱我，禀告张、杨二位将军，你们通电的三个决定、八项主张，中央政府会认真考虑的。但这些条件，必须在委员长安全回京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是最基本的。我本人也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且也会努力地说服委员长。立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周恩来说：“子文兄，十年前，我们是同志，并且都是在孙总理三大政策的感召下反对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非常遗憾的是蒋介石把枪口对准了我们共产党人。这些年来，多少非常优秀的同志惨死在他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日寇侵略我国已有五年多了，他蒋介石不打日本人，却调百万大军打内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到愤慨。作为共产党人，本应该为死去的烈士报仇，以慰忠魂。但国难如此，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因此，我党决定放弃前嫌，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我们将保证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并且拥护他的领袖地位。我们也愿意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建立独立、完整、富强的新中国。”宋子文说：“感谢贵党的豁达大度，也感谢汉卿、杨将军对委员长安全的保证。我们这里谈话结束后，就去看望委员长，把我们今天的谈话内容告诉他。天地良心，如果说委员长停止剿共，在抗日上，他还是不含糊的。我认为，委员长会同意大家的意见。”
听说子文来了，委员长感到十分高兴，强挣扎着坐起来。子文将南京何应钦的行为告诉他，委员长感到十分失望。当汇报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时，子文说：“目前，解决事变的障碍已排除，希望你认真考虑。我明日将返宁，小妹也将来西安，与张、杨二将军会谈。估计不会发生变化，你在西安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听子文说夫人也要来西安，委员长很感动，他拉住子文的手，说：“你尽管去吧，我自己会保重的。”
周恩来是十六日赶到西安的，这一消息是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致电张闻天和毛泽东的。不久，张、杨的电文也到了。其时，张学良还邀请中共将红军主力向延安地区移动，接应西安方面的行动，以防不测。
也就是从此时起，延安作为中共的首都长达十二年之久，一直到胡宗南率国民军进驻延安，毛泽东才撤离。
中共的领袖们，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张国焘、任弼时、朱德、王稼祥等，十二月十三日的晚上，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通霄达旦研究，他们分析形势，寻找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途径。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触发大规模的内战。这样一来，全国抗日力量将受到严重削弱，全面抗战无限期推迟。上述状况一旦出现，不仅对中共不利，对整个中华民族也增加了危险感。另一种是抓住这一时机，逼蒋抗日，推动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及其武装也会在这种抗日统一战线中生存和发展、壮大。最后，我军还有可能成为抗日的主力军，要实现后者，只能和平，就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南京中央政府有可能对西安发动的进攻，这一点非常关键。这里就要派出一个最杰出的同志前往，让张、杨二将军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志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全中国人民和海外同胞热烈要求抗日，在这大背景下，面对张、杨牺牲小我，促成抗战，不惜用武力扣蒋这种过激行为，只要能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并且承认蒋介石的地位，那么，蒋介石就有可能走向参加全民族抗日，并且走发动全民族正义的路。我党的政策，也要从以前的‘反蒋抗日’，发展到现在的‘拥蒋抗日’。这次解决西安事变的大原则，就应该是这样的：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中央政府和西安方面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联合南京中央政府中的左派，团结争取中派，打击、孤立亲日派，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同时，还要推动南京中央政府同意发动抗战，揭露日寇及其亲日派的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为防止万一，也要积极准备，采取军事的、政治的实际行动，援助张、杨提出的抗日主张；军事上做好反击‘讨伐军’的准备。但这只是防御战，其目的是促进抗日民放统一战线的形成。那么，刚才提到派一杰出的同志前往西安协助张、杨二将军工作，谁去呢？洛甫同志，你的意见呢？”张闻天已被毛泽东的论述所倾服，听到毛泽东问他，便说：“老毛，不如你来推荐，好吗？”毛泽东说：“很好。恩来，担此大任者，非你莫属了。你愿意去一趟吗？”周恩来说：“我听洛甫和主席的安排，尽力做好这一工作。”毛泽东问：“谁作你的付手？”周恩来说：“就请主席点兵吧。”毛泽东说：“就请组织部长博古同志，再加上剑英、邓发、克龙，罗长子（即罗瑞卿）协助你，好吗？”周恩来说：“很好。”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恩来等同志明天就要去西安了，我党也应通电全国，揭露何应钦等亲日派发动讨伐西安的阴谋，阐述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呼吁停止内战，立即抗日，争取得到全民族的支持，使我党随时立于主动的地位。你看，好吗？”张闻天说：“很好。老毛，就按你的意见办理。”毛泽东对贺龙等军界领袖说：“目前，军队和地方中，可能会出现主张杀蒋报仇的同志，他们对中央政策不理解，必须在全党全军内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使全党全军都统一到中央的路线上来，以便迎接新的形势的到来。”
周恩来一行于十六日前往延安，乘坐张学良的专机飞往西安。参加解决西安事变。
张、杨二将军扣押委员长后，由于委员长的严重不配合，而张、杨又不具备解决如此复杂事件的能力，因而十分焦急。国不可一日无主。国君也不可能长期被人扣押，而何应钦又大兵压境，渭南地区上空飞机来往轰炸，问题未解决以前，又不能释放委员长。在危难的时候，终于盼来了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周恩来。
对捉蒋的意图，少帅作了简单的汇报。他说：“我张学良一介武夫，为抗日，我对委员长进行了多次劝谏，甚至哭着下跪，请求委员长不要打内战。但每次都遭委员长的斥责。万般无奈，只好实行兵谏。我仍坚持事变前的主张：只要委员长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并接受委员长的指挥。这几天来，委员长拒绝与我和杨将军合作，特请先生前来，望先生以国家计、民族计、民生计，说服委员长抗日。先生乃民族的柱石，必有好的办法，使之与委员长达成停战协议，和平解决事变，又不改变初衷。”周恩来说：“刚才我们见面时，很多人感到吃惊，认为我们非第一次见面，我对他们说：‘我和汉卿是好朋友了。’是的，正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才能诚心探讨如何处理今天的复杂局面。只是汉卿啦，扣押蒋介石这种方法，或多或少地带有军阀阴谋的性质，而蒋介石被扣后，并没有改变任何方面的力量。南京方面之所以十分猖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了超过西安方面十倍的兵力和近百倍的财力。我来时，已发现大批的军队向西安方向压来。何应钦之类的将领，巴不得蒋介石死于西安。现蒋介石被扣，如果处理不当，就等于将西安和南京置于敌对的地位，极容易引起国内的一场大战。那么，这个事件就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刚才说的处理不当，内战立即爆发，抗战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军阀混战，谁还去抗日。而日寇则乘虚而入，国破家亡的日子将在这时全面展开；另一种则不然，尽最大努力让被扣押的蒋介石明白何应钦的阴谋，使亲美的宋子文等与西安方面进行会谈，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的主张。达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汉卿，你与杨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是为了制止内战，共同抗日。而这些，只能通过谈判的方法，使蒋介石接受国人的主张，组成全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少帅信服。第二天，周恩来在博古、叶剑英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杨虎城的公馆。杨迎接入内。周恩来通报了头晚与少帅的会谈情况以及中共的主张。杨虎城有些想不通，他说：“释放蒋介石，对于中共来说，没有多大的危险，因国共间已打了十年的仗了。但对于东北军和西北军来说，则非常危险。这两部都是他的部下，蒋的气量狭小，又心狠手毒。这个时候为了脱身完全有可能答复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但一旦回到南京，他就会秋后算帐。这样，两军将士就会陷入绝境。对于中共方面的主张，杨某无法苟同。”周恩来说：“杨将军的顾虑我们非常理解，我党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也与你们相同。但如果放蒋能够促进全国抗日的形成，则要比杀一个蒋介石引起全国内战，又何止好百倍。至于防止蒋介石事后报复，从形势上看，和平解决事变放蒋回南京时应该提出不许报复的条件。但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加强和巩固的问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统一行动，不使蒋介石抓住把柄，更不能让他拆散‘三位一体’。那样，蒋再心狠手毒，也没办法奈何我们。”杨拜服，说：“周先生高见，杨某听先生的。只是部下受蒋的气太深，恐一时不能转弯，奈何？”周恩来说：“如果杨将军不在意的话，我愿意与贵部将军们一谈。”杨虎城大喜：“有劳先生了。”
周恩来说服张、杨二将，使之与中共意见保持一致后，在杨虎城秘书宋绮云的培同下，来到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中，说服将军们为和平解决事变而努力。哪知，当周恩来一踏进会议室，里面的吵闹声已响成一片，绝大部份将领要求杀掉蒋中正，以绝后患。一部份甚至吵闹着不要共产党插入此事，免得被赤化。宋绮云招呼了几次，吵闹声方停止下来。周恩来对大家说：“杀掉蒋介石吗？那还不容易，一句话就够了。”在场的军官顿时将目光一起投向周恩来，会场上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周恩来又说：“蒋介石罪恶累累，有十杀而不可以一赦。首先，他背信弃义，违背总理的路线、方针、政策。该杀。其次，他独断专横，倒行逆施，绝人民，为独夫民贼。该杀。第三，他崇洋媚外，不顾民族大义，于一己之私，慷国家之慨。该杀。第四，他私培党羽，铲除异己，顺者昌，逆者亡。该杀。第五，他亲小人，远贤臣，绝忠谏，将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国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该杀……作为共产党人，恨蒋介石入骨。十年来，他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人啊，包括为共产党人说过话的人，他也不放过。可以说，他蒋介石与共产党人有血海深仇，都愿他死，以谢国人。然而，现在却不能让蒋介石死，更不能杀掉他。因为要防止内战，因为要防止亲日派趁机制造阴谋，使日寇从中得利。各位将军，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形势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因此，我们可以逼蒋听从大家的呼声；中共的方针非常明确，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放弃前嫌，把一切物力、人力、财力、军力都集中到抗日这面大旗下。其中也包括拥有很大实力的蒋介石，把他拉到抗日这个大阵营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团体，大家同仇敌忾，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使国家成为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国家。到那个时候，同胞之间没有仇恨，共同建设家园，这不是非常好吗？相反，杀掉了一个蒋介石，内战即刻爆发，日本趁机扩大侵略，亡国灭种之祸想躲也躲不了了。望诸位将军深思。”
周恩来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将军们心服口服。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与东北军、西北军上层广泛接触，宣传自己的主张，受到普遍的接受。而蒋委员长自端纳来后，也改变了主意。十七日，他派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赴陕剿共前敌总司令蒋鼎文带着他的亲笔信回南京，面交何应钦等。手谕说：“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南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戌止。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几天后，宋子文来到西安，揭开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序幕。
再说宋子文辞别蒋委员长回到南京，向孔祥熙、宋美龄汇报了西安一行的情况，他大胆鼓励妹妹美龄到西安，亲自聆听中共方面的意见，面劝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促成西安事变早日解决。这消息一传出，何应钦等加以阻止。宋子文大怒，说：“只有周恩来这样了不起的人，才具有政治远见，力主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你们对委员长，连共产党人都不如。如果委员长有难，南京有谁能承担这天大的风险。相反，有人却想用飞机炸死他呢。”众人见宋子文发怒，只好离去。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乘飞机离开南京，前往西安。美龄也乘专机同行。说实在的，美龄此行去西安见委员长，一点把握也没有。但为了委员长早日脱困，她不得不前往。因为她恨透了何应钦等人对丈夫落井下石，也对周恩来报有戒心。本来，她与周恩来见过面，也了解周的为人。但事隔多年，谁又能说出其中的子午寅卯呢？而这次她又是与周恩来谈判，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感受。但她又哪里知道，何应钦此时欲扶汪精卫上台，打算自己趁机取蒋而代之的阴谋不能得逞，已完全转变了观点。因此，美龄西安一行，注定会成功。
“时势造英雄“，美龄西安一行，使她加快步伐进入了国民党内部和国民政府的最高层，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飞机飞到洛阳上空，美龄下机休息。她召见了集结在洛阳地区的将领，嘱咐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再派飞机去轰炸西安，以确保委员长的安全。空军对美龄的话非常看重。因为美龄曾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年，凭她那卓越的才干，特殊的权势和对航空事业的关心，从经费上，从事业上，为空军排难解纷不少。当然，也在空军中培养了一批忠诚于委员长也忠诚于自己的骨干。所以，空军将领们对她的命令是坚决地执行的。
美龄的专机在西安上空有意识地盘旋了几圈，以便引起西安方面的注意。飞机降落时，少帅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了。美龄一下飞机，少帅便送她到委员长的下塌。
委员长见夫人到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良久，委员长对夫人说：“我今天早上打开《圣经》，正好看到‘耶和华今日将有新作为，特令女子护己男子’处，我一想，就知道你要来，果然你就来了。”夫妻二人有很多话要说，但终于没有说出来。委员长请夫人坐，夫人便将南京城发生的事以及大哥宋子文抵住何应钦等的压力的事简单地向委员长作了介绍。委员长听后，对何十分不满。一会，子文走了进来，向委员长述说了张、杨的的条件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的主张。委员长对宋子文说：“我是国家元首，张、杨是我的部下。至于中共方面，虽然是党对党的关系，但中央政府只有一个。所以，我不参加谈判。要谈也是子文兄和夫人去。如果你们有会谈的结果，我不能签字。只能以领袖的身份和人格担保。
第二天，双方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进行会谈。西安方面参加的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军“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国民军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南京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子文将委员长的意见转告西安方面后，双方进行了第一轮会谈。
西安方面由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中央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三、释放政治犯，肃清亲日份子，加入抗日份子。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救国全议。
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子文看了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觉得不过份，当即答应可以考虑。但作为谈判的双方都需要请示的地方。因此，第一轮谈判时间不长就结束了。
周恩来听宋子文说蒋委员长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担心蒋回南京后会反悔，第一轮谈判结束后，连忙电告延安的洛甫和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电报，对张闻天等人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反悔，签了字他就不会反悔？”
下午的谈判，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了交换。第二天，宋美龄加入了会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双方仍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到了第二天晚上，谈判进行了第三轮，取得了以下共识。
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份子。
二、释放在上海的抗日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其它各项。命令中央军入陕部队撤出潼关，西北各省由张、杨二人负责等。
南京、西安两方代表都签了字。
会谈结束了。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的培同下，来到戒备森严的高公馆见委员长。十年前，蒋、周二人曾亲密合作。十年后，二人成了最大的政敌。历史就是那样的捉弄人。当宋子文和美龄抢前一步告诉委员长“周恩来先生来看望你”时，委员长忍着伤痛，坐了起来。在周恩来眼中的委员长：由于事变的惊吓，受风寒，又跌伤了脚，面容更显疲惫不堪，虽然强撑身体，仍有力不从心之感。十年了，二人第一次在这种场合下握手，都有说不出的滋味。还是周恩来敏捷，他握住蒋委员长的手，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见面了。岁月不饶人啊，你也显得比以前苍老了。”委员长说：“是呀，恩来。想当初我们在一起工作，合作得多好啊。十年了，恩来，颖超好吗？”周恩来来说：“谢谢蒋先生的关心，小超她很好。”委员长说：“恩来，十年前你是我的老部下，现在，国难当头，你可要听我的指挥啊。”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我个人听先生的指挥，我们整个共产党都听先生的指挥。”宋美龄见二人叙旧，连忙插话进来，说：“你们本是同校战友，今日见面要互相谅解。此次你在西安出事，多亏了周先生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斡旋，实在是感激得很。”少帅接过夫人的话，表示：“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我们仍然拥护你为我们的领袖。”十年未见面了，蒋、周二人十分客气。只听蒋委员长对周恩来说：“恩来，既然共产党愿意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我回京后，将提出专门的议案，联共抗日。不过，你要清楚，中央政府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其它方面由子文兄代为解决。红军的军费政府都愿出，还有什么不能说好的呢？我回京以后，你可以以私人身份到南京，也可以以贵党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与政府进行交谈。”周恩来表示认可。见委员长疲倦，周恩来告辞出来。临别时，委员长握住周恩来的手，对宋子文兄妹二人说：“子文兄，夫人，你们与恩来多谈，涉及到的事不一定在政治、军事方面，其它方面也可谈。大家都把心放在一处，岂不更好。”
之前，少帅与杨虎城商量，捉蒋后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专门处理事变问题。捉蒋后，该会成立。现委员长已答复了全部条件，放蒋回京就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天，少帅召集设计委员会骨干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少帅说：“对蒋介石的处理，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做错一点，我们就担当不起。我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面去乱说，尤其不许你们胡闹。因为蒋介石的转变是我们逼出来的，他真要出尔反尔，谁也没有办法。”高崇明听了少帅的话，问：“现在就要释放委员长吗？释放委员长是否张副总司令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少帅说：“是的。我打算送他到南京。这一着，我事先就有准备。当然，这一着我比你们高明。我是为了抓住他的心。因此，我们万不要为难他。我们要给他撑足面子。我亲自送他到南京，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反悔。也可以压一压他的气焰。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底。”在场的人听了少帅的话，不禁感到惊讶。
会后，高崇明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少帅，请他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而开会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份将士写信给宋子文，表示委员长如果不签字画押，即使张、杨二人愿意放蒋，他们也不同意。宋子文看信后，吓了一大跳，立即将信转给委员长和夫人。委员长立即请子文找到少帅，转告委员长希望回南京的愿望，并说谈妥的事回京后立即办理。少帅接到宋子文转给他的信看后，唯恐有变，决定第二天就送委员长离陕回京。
这天是圣诞节，委员长夫妇信奉基督教。因此，非常重视这一天。夫人希望少帅送委员长回京。下午，少帅打电话给杨虎城，说：“现在不走不行了。我今天决定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假如我万一回不来，东北军全权归你指挥。”杨虎城大惊，连忙说：“你等一等，我马上就过来。”随即驱车来到高公馆。时少帅已陪委员长夫妇及宋子文、戴笠等出了大门。此时要拦也不能够了。杨只好改变主意，表示前来送行。在路上，委员长对杨虎城说：“我答应的事，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一一都会兑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为国家民族之领袖。”张、杨二人称谢。
车队来到机场，少帅在飞机旁用铅笔写了一道手令：“我在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将军指挥。然后交给杨虎城，说了句：“我隔三五天就会回来。”便登上了飞机。
少帅的卫队长孙铭九，听卫士报告少帅已送委员长回南京，已在去飞机场的路上，好不惊慌，连忙来找周恩来。周恩来大惊，立即同孙铭九登上一辆小车，命司机火速驶往飞机场时，飞机已升空。博古通今的周恩来不禁黯然神伤，他对孙铭九说：“汉卿是看了《连环套》那些旧书和戏，中毒了。他不但要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放蒋回南京，已经鸲幸运的了。亲自送，实在没有必要。汉卿太感情用事了，总是要吃亏的。”
少帅送委员长回南京的途中，经洛阳，休息一晚后，于二十六日到达南京。南京所有的军政要员及各界代表数千人到南京飞机场迎接。当何应钦与委员长握手时，委员长所有的不快都在欢笑声中消失。而夫人则不然，她狠狠地瞪了何应钦一眼。当少帅一下飞机，便被戴笠请到宋子文公馆，稍稍休息。戴笠提醒少帅：“张副总司令，如今委员长已经回京。但张副总司令的作法国人不解，你能否写一份诚挚的悔过书，以便提高委员长的威信。你看怎样？”少帅回答：“完全可以。”稍作思索，写有：
介公钧座鉴，学良生性鲁莽，而造成这次违反纪律的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觍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受钧座的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写完这些后，少帅在上面公正地写上“请罪书”三个字。但少帅哪里知道，他希求在南京逗留三五天就回西安，又哪里能够。交了“请罪书”后，他就再也没有自由了。
三天后，他接到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出庭接受审判。少帅大怒，正要将此事找委员长理论，门卫挡住了他。少帅这才知道，对委员长的忠是愚忠。既然要上法庭，少帅也不惧。
原来，少帅一下飞机，就失去了自由。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政府宣布：张学良犯上作乱，议交军事委员会惩处。军事委员会成立特别法庭，对少帅进行军法审判。军事法庭由李烈钧任审判长，一级上将朱培德和中将鹿钟麟为判官。
作为嫌疑人上法庭了，少帅岂能顾及其它。宪兵来押解他时，请他摘去军衔、领章和帽徽、肩章和佩剑。少帅大怒，斥责宪兵，说：“要摘掉我的上将军衔吗？可以，你们请蒋委员长来。”说完，他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向审判席。按照贯例，法官应将基本情况问过，才开始审案。然而，李烈钧却没有这样做，他请少帅坐下，从容地问：“张学良，你身为党国高级军官、一级上将，现已被指控犯如下罪行：一、首谋伙党，犯上作乱；二、背叛中央，劫持领袖；三、放弃东北，使之成为沦陷区。你服罪吗？”面对父亲身前的好友，以及众多的中外记者，少帅从容回答：“尊敬的审判长，是谁给我这三大罪状？这三大罪状中的其中一条，如果成立，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这三大罪状有依据吗？请出示。”李烈钧说：“被告张学良，这是你本月二十六日写的《请罪书》。既然你无罪，为什么要请罪。这不是你自己已经认罪了吗？”少帅说：“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都是为了抗日。抗日是无罪的。”李烈钧问：“那么，你背叛中央，劫持领袖，又有何说？国难当头，放弃东北，你又作何解释？”少帅回答：“审判长，我要郑重声明，我不是劫持统帅，而是爱护委员长；更不是背叛中央，而是为中央作想。如果说是劫持，委员长今天不是在南京，而且不是很好吗？如果我劫持统帅，我会驾驶飞机到南京来自投罗网吗？如果是背叛，我会投靠背叛的中央吗？关于放弃东北的事，五年前的九月十八日发生的事变，正是因为有中央的命令，东北军才不抵抗。也正因为学良与东北军事事听中央的，才执行了一道道不抵抗的命令。当然，我也成了不抵抗的将军。”说到这里，少帅有些激动：“中央要我不抵抗的多道电令，我还完全地保存着。我这是不服从领袖吗？我这是在背叛中央吗？这次西安事变，我对委员长实行兵谏，那完全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其目的是为了让领袖倾听我们团结救国的主张，举动虽不无急躁，然而，问心实属无愧。耿耿忠心，天地可鉴。”那陪审官鹿钟麟本为冯玉祥的爱将，见少帅一连串的发问，倒像是在审问李烈钧，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又如何回答少帅的问话，何况他本身就同情少帅。因此，他有意地冷庭了十分钟后才宣布休庭。
合议庭合议后，李烈钧当着众多中央大员的面宣布“被告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上官胁迫，劫持统帅，戕害官员，拘禁将领，经合议庭认真合议，判处原国民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李烈钧宣布的话刚落，会场上一阵骚动，其它人尚可，那中外记者连忙打开镁钨灯，抢拍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
李烈钧回到住所，心里很不痛快：“张汉卿何罪之有，却判十年的徒刑，这样做是对党国不利的。但委员长如何考虑这件事？不如明日面见委员长，讨个说法。”哪知他第二天去军管会，却接到委员长给国民政府的信，要求赦免张学良，信的内容有：“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极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政，经此大挫，宜生顿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李烈钧读到这里，不禁大怒：“是儿最不守信用。昨必判十年徒刑。上午刚判，下午就变卦。我与他没完。”不因为这一怒，有分教：夏威夷，世纪老人回天庭；西安城，“三位一体”灰飞烬。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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