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张群接过秘书递过来的近日日军在我华北活动的记录，好不气愤，骂道：“这群野蛮的强盗，欺我太甚。”现将张群所看的文件摘录一些于后：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汉奸白坚武、石永三、朱瑞清及日本浪人樽崎一良组织的“华北正义自治军”部六十余人，由天津乘火车到丰台，与丰台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相勾结，抢夺两辆装甲车开向北平城永定门，向市内开炮，被国民军万福麟部打败后，又到香河县捣乱。白、石等的目的是成立自治政府，成立所谓的华北国。
九月初，多田骏取代梅津美治郎出任天津驻屯军总司令，到任后，马上宣布要把华北建成中日两国人民共存共荣的乐园。多田骏发言人说：“日本陆军以武力驱逐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权于华北之外是不可避免的。
十月，日本外相广田宏毅提出对华三原则：其一，取缔一切排日活动。其二，树立中日经济合作。其三，中日共同防共。日内阁已通过鼓励《华北自治案》。称，不管蒋介石态度如何，下一步实施华北自治。十二月，香河县恶霸武宜亭、安厚斋在日本人的唆使下，组织两千多人围攻县政府，散发《香河人民自救自决宣言》，逼迫县长赵仲朴交出政权。二十九日，日本华北驻军称，华北仍有抗日团体活动，要河北省主席商震、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袁良，联合向日本领事馆保证，没有抗日团体活动。北平市长袁良被迫辞职。秦德纯出任北平市长，萧振蠃为察哈尔省主席。
十一月十一日，土肥原贤二提出了《华北自治案》……
张群还没看完，便搁下，对秘书说：“你立即安排时间，请宋哲元将军到外交部，我有要事找他商量。”秘书走后，张群正准备亲自给秦德纯打电话，执班处长告诉他：“蒋院长请部长到行政院。”
张群不知何事，连忙来到行政院，屋里已坐满了人。众人见他到来，都起身相迎。来到大客厅，见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和陈立夫正议论汪精卫被刺的事，言凶犯已死，无从破案。张群虽早已听说，却不明白具体情况。
蒋委员长见大家入坐后，便对五中全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来，请智囊团的人出谋划策。只听蒋院长说：“马上就与日寇全面开战了，目前党内还有不安定因素，如何才能使党内同志紧密团结，一致抗日，完成先总理的遗愿。诸位同志有好的主意请献出。”白发苍苍的张静江说：“余以为是统一的问题，首先是军令的统一，各省各部必须听从中央的指挥，才能与日开战。”蒋委员长拿眼看着张群，问：“岳军，你以为张老所说的如何？”张群说：“张老的话很对。张老实际上说国家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样，军令才能统一，政令才能畅通。”委员长大喜：“好，难得岳军的高度概括。布雷先生，张岳军所说的，还得你用语言把它跃然于纸上呢。”
陈布雷走后，蒋委员长对张群说：“岳军，这些天来与日寇面对面的作战，把你累了。六中全会你在上海处理国事，但你仍被选为中执委员。汪兆铭在开幕那天遇刺。这些天了，还没出院。你抽点时间，去看看他。虽然他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但毕竟是我党同志啊。在非常的环境与日本人打交道，既艰苦又繁重。外交部的工作是那样的纷繁复杂。但对于日本人，迟早都要开战。迟打早打都是打，象兆铭那样一味退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愚兄非常相信你。”张群称谢。说：“感谢委座的信任。张群尽力去做，我想应该不辱使命。”委员长点头，以表对张群的信任。
汪精卫遇刺，已是大半月以前的事了。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此次会议是为“五大”作准备。除胡汉民，陈济堂、李宗仁外，其它的人都参加了。那天上午九时，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了开幕典礼。仪式结束后，中执委，中监委来到政治会议厅的台阶上合影留念。参加合影的排成五排：汪精卫、阎锡山、张学良，张继、张静江等在第一排，排好后，只等委员长到会。汪精卫等了一会，便上楼去催，委员长见汪到楼上说人到齐了，便转头向外看，见会场上乱遭遭的，那些佩戴武器的中央大员的警卫们和许多记者都在会场上窜来窜去，委员长见秩序很难控制，便对汪精卫说：“今天的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合影，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场。因你是中常委，又是行政院长。”汪精卫说：“中央大员们都在那里，况且已说好。你不去，我自已下去，照完就走，不会出事的。”
中执、中监委员们早已等得不耐烦，见汪精卫下来，马上排成队形，在场的记者们也纷纷举起镁光灯，抢下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正在这时，记者群中冲出一个身着风衣的年轻人，从西服口袋里抽出一支左轮手枪，一边高喊：“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下。会场顿时乱时一团。张静江紧靠着汪精卫，因手脚不便，就势倒在地上，孔祥熙曾见过这种场面，十分麻利地钻到汽车底下，其它中央大员们也极富临场经验，赶紧卧倒。只有张继见刺客枪响，立即一个侧身扑过去，从背后抱住刺客，刺客又连开两枪，张学良集中生智，猛地上前，踢掉刺客的手枪。而此时，汪的卫士方才清醒过来，向刺客连开两枪，刺客应声倒下。
汪精卫被刺的情景被委员长看在眼里，他一阵恼怒，将戴笠叫到身边，狠狠地痛斥一顿，最后指着他的鼻子说：“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了，你还不知道。每月花几十万元，就让你看见这样的祸事吗？限你三天内把指使者抓获。否则，叫你的勤务员将你的尸体抬来见我。”
后来查明，刺客名叫孙凤铭，晨光通讯社记者，与华克之、张玉华、贺坡光等人在李济深、陈济堂等的支助下，为惩治不抗日的巨奸而发展的暗杀组织。孙凤歧受伤后被送到医院。审问他的是宪兵司令谷正伦和首都警察局长陈焯等。张凤歧清醒时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只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地图，整个东北、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后就打，再不打，要亡，我们都要当忘国奴了。”
汪精卫被送到医院治疗，后又转院到上海，取出了两颗子弹，第三颗子弹隔背脊太近，无法取出。主治医师断定他活不过十年，十二月，汪精卫正式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中正兼任。蒋院长电召张群返回南京任中央政府外交部长。
这些天，蒋院长心里非常不平静，汪精卫在备森严的中央党部被刺成重伤，陪汪到上海的外交次长康有壬又被刺身亡。在南京的家里，蒋院长对夫人说起这件事时，夫人笑了笑，说：“达令，汪、唐二人都明目张胆地要与日本人和解。中国已在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与日和解无疑是断送整个中华民族。这说明，投降妥协不得人心。汉奸人皆呼可杀。达令啊，中华民族的英雄千年后尚人称诵，卖国汉奸也受千古唾骂。达令，现在你兼任行政院长，属中央政府的实际首脑，国家大事出你一人之手，岂能被骂为卖国贼，历史是不能原谅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贼子的。只有奋起抗日，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走向繁荣，走向富强。”蒋院长握住夫人的手说：“夫人说得很对。‘五大’的主题就是抗日。哎，都是共产党把祖国引向分裂，引向深渊。要不是共产党，我几年前就和日本人全面开战了。好在共匪已大部被消灭，剩下的已流窜到西北地区。已被我东北军、西北军团团转围住，消灭赤匪的时间不长了。”夫人说：“毛泽东不是派人来找你，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吗？”蒋院长说：“那是果夫兄弟在负责。话说转来，共产党能放下推翻中央政府的武器吗？如果他们愿意，我们不妨来一个第二次国共合作。但毛泽东顽固得很，他是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的。”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吧。“五大”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进行。
中央党部大门前的松柏牌楼两旁，挂着一幅对联。上联是：“一心一德励精图治。”下联是：“矢勤矢勇继往开来。”礼堂门口，也贴有一幅对联。上联为：“集中全党意志。”下联是：“发扬革命精神。”会场内来自全国的四百零五名代表静坐在那里，听执行主席蒋中正作政治报告。由于胡汉民已到法国，汪精卫被刺住院，因而，会议由蒋中正作政治和外交报告。孙科作党务报告，张继作监察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会场上，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军事报告了。而蒋中正的报告却有以下的文字：
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不侵犯主题为度，得友邦之政治协调，以惠平等之原则，得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于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于自外，也决不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之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牺牲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尽也。果能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精神，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共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蒋中正的政治、外交报告，无疑是给代表透露出对日动武的决心。
“五大”的《宣言》基本上是按大会讨论的原则进行起草的。现将《五全大会宣言》的部分文字录出：
空前之困难，举国人民悲愤痛苦，我愿尽心竭力为国家求光明之出路……至吾人对此困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亦唯秉持总理“人定胜天”与“操之自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之二大遗训，与最大的忍耐与决心，保障我国家生存与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绝对时，绝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时，自必决然牺牲，决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努力。
在“五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中，陈立夫、陈果夫做了大量的工作。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等全都到会。由于汪精卫遇刺，会场四周戒备森严。与会期间，大会主席团派代表到医院看望了汪精卫。又给远在法国的胡汉民发了慰问电。
党的“五大”制定宪法和完成宪政时期施政程序的制定，也成为主题之一。
“五大”共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一百人。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冯玉祥、于佑任、孙科、叶楚呛、何应钦、朱培德、邹鲁、居正、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丁唯芬、张学良、白崇禧、张群、陈济棠等榜上有名；候补中央委员五十人，其中有宋庆龄、唐生智等。中央监察委员四十人，其中有林森、张继、蔡元培、吴稚晖、李宗仁、张静江、邵力子、杨虎城、胡宗南等。候补中监委员十八人。
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的中央常务委员有：胡汉民、蒋中正、汪精卫、冯玉祥、丁唯芬、叶楚呛、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邹鲁。其中，胡汉民为中常会主席，蒋中正为副主席。
中央党部各机构负责人是：
秘书长叶楚怆组织部长张厉生
宣传部长刘芦隐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
海外党务计委周启刚
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委曾养甫
地方计划主委方觉慧
文化计划主委陈果夫
抚恤主委：王法勤财务主委：居正
会议决定张静江等二十五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成员。汪精卫任中政会主席，蒋中正为副主席，顾孟馀任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
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名单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
其它四院为：
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
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佑任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民国中央政府各部委办主官是：
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参军长吕起
主计长杨汝梅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
内政部长范作宪财政部长孔祥熙
外交部长张群军政部长何应钦
实业部长吴鼎昌教育部长王世杰
交通部长顾猛馀铁道部长孙慕旋
海军部长陈绍宽卫生署长刘瑞恒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仁
军事参议院议长陈调元
训练总监部部长唐生智
中国国民党“五大”闭幕，也引起了外国的关注，其中，日本内阁十分敏感。就在闭幕的第二天，日本驻中国大使就发表声明。声明就有这样的语言：“如果中国政府压制‘华北自治’运动，势必引起纠纷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是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默无闻。”日方大使这种威胁性的话，传遍南京，传到祖国各地，引起极大的反响。蒋院长大怒，面对众多的记者，他针锋相对地说：“日本国大使的声明，我表示遗憾。但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允许。中国早在几年前已声明：所谓的满洲国，所谓的这样那样的协议，一律无效。”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新任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长蒋中正在南京宣誓就职。他表示对内修复政治，刷新民族精神，对外维护国家平等自由，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两天后，新任外交部长张群也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在谈到就日关系时说：“中国决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抱定最后胜利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以期达到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由于汪精卫兼任行政院长的三年中，都是依靠国联和九国公约解决日本侵略中国事端，避免与日本正面交锋，张群认为这样做误国害民，因此，在就职仪式上，他说：”我们的应付方略，必须作具体的改变，即采取主动与日本外交当局谈判的方略。”在谈到日本霸占我东三省和华北部分地区时，张外长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众多的记者会上他称日本为“最野蛮的强盗。”
这天，张群处理了一些外交事务回到外交部。秘书将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樾茂重提的“广田三原则”的呈文交给他。张群看后，来到行政院，正好，蒋院长和陈诚，顾祝同，张治中等一班战将在谈论围攻陕北红军的事，见张群到来，皆起身相迎。蒋院长请大家坐下后，问张群：“岳军与日本人打交道几个月来，受的委屈一定很多吧。累着你了。”张群回答：“委座，与日本人打交道属下不感到委屈。因为打强盗，只要打痛了他，即使再累也很觉得快活。这些强盗野蛮之极，属下要教训他。用我们四川人的话说，叫做‘退神光。’让他们吃不了好走。其次属下认为，谈判桌上的胜利表明了蒋院长不同于汪氏这个软骨头。我们在蒋院长的领导下，就是要振新民族的精神，不会屈服于日本人的野蛮的侵略。我虽然碰了好多次钉子，但却无情地揭露了日妄图吞我华北的阴谋。入主外交部这几个月来，我同第二任大使广田八郎在谈判桌上争论了四次，主要是对“广田三原则”进行批判，但广田八郎拒绝谈东北和华北的事，我就坚持要谈。这次，日新任驻华大使川樾茂到任后，已快一个月了，我找他谈了八次。重点仍是“广田三原则”，因为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坚决不会答应。今天，川樾茂又将“广田三原则”的呈文交到外交部。属下请示委座，我们的谈判恐怕要破裂，在战事方面应该有所准备。”蒋院长说：“岳军只管大胆与日本人谈判。仗迟早也要打。破裂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打就是了。你也知道，我们也作了几年的准备了，虽然武备仍不周，但这也不是我们主观意志所转移的。”
张群提到的“广田三原则”是日外相广田宏毅提出的。其内容为：“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行动，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日两国积极合作。二，中国承认满洲国，完全调整满日华三国关系。三，中日合作，共同防共。以上三原则中国政府表示赞同，根据以上三原则，不久就要进行日华满三国关系谈判。”张群接此文件后，马上以外交部的名议发表声明，予以坚决反对。
一个月后，日内阁倒台，外相广田宏毅任首相。广田一上台就开始实施完全占领华北，同时推行向华中，向华南地区扩大日本势力范围的计划，并先后向秦皇岛、天津大量增兵。
面对日本的大肆扩张政策，蒋院长建议中常委提前召开二中全会。会上，中执委，中监委详细讨论了对日作战问题，并制订了三年准备计划，成立了国防会议。蒋院长指定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顾祝同，刘湘，杨虎城，傅作义等一班武将为国防会议常务委员。
对外政策，蒋院长在会上表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定的最低态度就是保障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若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自去年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到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手段而仍不能排除这些损害，就是危害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最后的限度，就是如此。”
全会后，蒋委员长将军队进行了重新部署。他命宋哲元严密监视日军动向，继续命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十九路军驻甘陕，以绝对优势的力量包围中共的红军。
张群就任外交部长以来，不停地与日本展开外交对抗。因日本以强国自居，每次都想占外交上风，张群则寸步不让，前后数十次的较量，川樾茂自认不及。这天，张外长在外交部，正要对日大使的两次严重抗议作出反应。下午，张群刚到外交部上班，秘书来报：“日大使川樾茂邀请您到日使馆就全面改善中日邦交进行谈判。”张群吩咐：“告诉川大使，说我明日九时准到。”
张群来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川樾茂迎出大门。由于二人多次在谈判桌上唇枪舌战，彼此已了解对方性格，故日大使对张部长的到来格外有礼。
二人坐下后，川樾茂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本次谈判的主题和三个附加题。主题是：“全面改善中日邦交。”附加题是：在成都的两日本人被打死事件；在广东的日本药商中野顺三之死事件和中国军队退出日军所占的华北演习区问题。
根据川樾茂的建议，先从附加题开始。
关于三个附加题，川大使是这样说的：“八月二十四日，我大日本国记者到街头采访，在成都大街上被贵方无端打死二人，打伤二人。这是贵方排日的一个例证。关于这一事件，我方要求贵国撤换成都市警察局长和警备司令，惩办事件凶手，付予日记者家属抚恤金。同时，开放山东，让日本客商任意往来。接受‘广田三原则’，以表示日中关系亲善的象征。九月三日，在广东，我大日本药商中野顺三是规矩的商人，在正当经营中被广东北海人无端打死。此事件我方要求中方道歉并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九月十八日，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在日军演习时偷窃军事情报，被我方拘留。而贵方的宋哲元却强行将连长索回。我方要求贵方退出演习。此三事，请张外长立即答复。”
张群胆大心细，早将上述三事调查得清清楚楚，待日大使说完，便回答说：“川大使所提三事，我方已作了全面的调查。刚才大使所说，与事实完全不符。我方拒绝大使先生的无理要求。其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先看成都的两死两伤事件，本事件的死伤与中方无关。这是因为：日方未经我国同意，单方面派遣驻日代理总领士启井英和一些日本记者到成都。事件当天，四名日本记者依仗日军武力，在成都大街寻衅闹事，欺压良善，在大川饭店，这四名日本人不顾自已身份，以酒发疯，抄起木棍，任意打人。当场被打伤的有饭店伙计三人，劝架的七人，激起成都街民公愤，因而发生械斗事件。在混战中，中方有伤无亡，日方两伤两亡。这是日方蓄意衅，罪有应得。我方不付任何责任，但考虑到在此事件中，中国警方出面制止较迟，因而可以答复免去成都警察局长职务，日方提出的其它条件，我方予以拒绝。长江上游，属我国腹心地带。贵方要求开放，我代表中央政府直截了当地回答贵大使：予以拒绝。关于接受“广田三原则”这已是贵大使第七次提出，中日双方又经多次反复讨论，我就第七次明确告诉贵方：坚决拒绝。希望贵方提出的谈判课题中，不再列此类课题。”
“关于九月三日发生在广东北海日商中野顺三之死的事件。该日，广东北海民众自发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军队的行径，声讨日军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此举本为正义之事，任何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有这种义愤。而日本特务和浪人从中捣乱，中野顺三也在其中。他们打伤北海居民多人。我居民忍无可忍，奋起还击。中野顺三在混战中被挤下石坎，碰尖石而死。这一事件，我方不负任何责任。日方提出的其它要求，可以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
“九月十八日，是日军侵略我国东北五周年的日子。我国定为国耻日。这天，中国军队在北平西部地区进行军事演习。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中进行演习，这本是正当之事，外国人不应该对此事予以干涉。但在演习中，日军故意挑衅，遇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五连时，横行霸道，不肯让路。并且将中国军队包围，抓走连长孙香亭等人。经宋哲元将军出面，日方不得已才放人。这次事件，中国军队无任何差错。贵大使提出的条件，我方予以拒绝。”
中国外长张群对日针锋相对，根本不可能有谈判结果。但二人商定。三天后再次举行会谈。
三天时间，转眼间便到。上午九时，张群带着随行人员如期而至。这次谈判是对三天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细谈。由于头一天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巡查冈庭三郎被打死于日本租界，日方以日本外交官员被伤害为由，派出海军陆战队抓走二十三名中国公民，并且提出一系列的无理要求。张群义愤填膺，对川樾茂的要求逐一反驳。最后他说：“日本巡查死于日租界内，却抓走中国公民，这种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强盗行为。大使先生，你提出这样那样的无理要求竟然脸也不红。作为中方代表，与你这种人谈判我都感到羞耻。”日大使被张群说得脸红一阵青一阵，便搁下附加题不谈，转向“全面改善中日邦交”正题。日大使将早已拟定好的改善中日邦交的七条建议交给张群。张群看后，不禁哑然失笑。只见上面写有：
一、取缔一切排日侮日行为，撤消一切抗日团体，停止一切抗日行动。
二、全部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
三、中日两国共同反共。
四、中日之间开通直达航线。首先开辟上海至福冈航线。
五、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政治顾问。
六、取缔朝鲜抗日人士在中国的活动。主要领导人引渡给日本。
七、华北实行全面自治，中国中央政府不得过问华北事务。
张群看完上述七条，用特有的四川话骂：“狗东西，又当裱子又立牌坊。这倭贼是王八变的。”川樾茂对四川话不大懂，更不知道其含意了。在座参加谈判的日本人大多精通汉语，所以不请翻译。日本大使见张外长说了一句话后便铁青着脸地坐在那里，以为他在深思，因而，十分耐心地等着。此时，张群的随行人员也把文件看完，见张外长不说话，心里虽然愤怒，也不好说些什么，整个谈判场一片寂静。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日大使再也忍不住，进行追问。张群板着面孔回答：“不能接受。”日大使说：“张先生，这可是关系到两国友好关系啊。先生能说出理由吗？”张群见日大使腆着厚厚的脸皮，便说：“请贵大使端坐，我方会让你得到满意的理由的。”
“第一条，取缔一切排日侮日活动，解散一切抗日团体，停止一切反日活动。本来，这一条应该做到。但是日本必须停止侵略。首先是从中国的华北撤出所有的日军。其次是减少在东北的驻军，减少的程度是回到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的规模。否则，不排日，不侮日，不抗日是不可能的。大使先生应该明白，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抗争。其它国家是这样，我中国也不例外。
第二条，全面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关于降低关税的问题，我国政府在民国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已有明确的规定。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当然也包括日本国。此时日方提出来。我认为是好事。但必须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日本现在占我东北，掠我财物，杀我同胞，在侵略与被侵略国家之间，如何才能平等、互利。这一条，此时不宜进行谈判。
第三条，中日两国共同防共。共产党在中国，本不为政府所容。这几年来，我国政府扫除共产份子作为安邦大计。但是，它属于中国的内政，我国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不需要日本政府来说三道四，更不需要两国政府共同处理。今后，我国对共产党如何处理，只能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来解决，日本方面不宜提出这类问题。大使先生，你提出这些无理的要求，实为空费口舌。这一条也无需谈判。
第四条，中日之间开通直达航线。如果是友好国家，两国人民互相往来，增强友好，结成友谊，本是好事。但问题是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奴役人民，在华北又横冲直撞，处处以强压弱，又不断挑起事端，如何友好往来？要签订此条约的基本点是：目前日本国必须与我国政府先签订在东北和华北的撤军计划，并实施到相当的程度，而且华北没有日军驻军。诸事完毕，两国成为真正的陆邻友好国家后，通航才能保障。否则，仍然是一句空话。
第五条，取缔朝鲜抗日人士在中国的活动，主要领导人要引渡给日本。这一条可以施行。但必须日方提供确凿的证据，中国政府才能拘捕。是否引渡，要等审问后，按照国际贯例办事。中国是主权国家，不能单方面听从日本方面的。这一条，不予以谈判。
第六条，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政治顾问一事。这一条十分荒唐。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有能力管理好国家的一切事情。至于聘不聘政治顾问，聘请哪一国的政治顾问，级别有多高，这完全是中国政府的事。日本政府不宜提出这一类的问题。此条，根本就无需谈判。
第七条，华北实行全面自治。大使先生，你完全明白，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华北自治是分裂中国的行为。此条属于强权政治。中国政府过去、现在、将来也不能接受。此条更无需谈判。
大使先生，我代表中国政府告诉你的还有：日本侵占我东北，扶持清废帝，成立所谓的满州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收回。另外，《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和后来的《秦土协定》等，本无正式手续，对日方来说是强权政治，对我方来说系个人所为，自当无效。我代表中国中央政府宣布予以废除。殷汝根在冀东成立的伪政府，我方决定予以取缔。同时，我中央政府对殷要作为叛国罪处理。你们日本人不得干扰中国政府在华北地区恢复各种正常的管理行为。大使先生，刚才我所说的，请转告你们的广田首相，也是我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广田首相的答复。我现在还要告诉你，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中国政府还要解散察东的一切伪军、伪政权机构。请你们的日本特务停止在察、绥地区的一切非法活动。否则，一旦被中国军队抓住，决不轻饶。另外，请转告你们的天皇，侵略者是得不到好下埸的，叫他等着，他吞食苦果的时候就要到了。中国人民一定要向他算这笔总帐的。”
这一篇义正词严的话，把一个川樾茂大使气得七窃内生烟，想反驳，又哪里说得出。只能看着自己被痛骂一顿。无奈之下，只好灰溜溜地滚出了会场。张群等一行昂首阔步地走出日使馆。
张群这一成功的谈判，一洗中国百年在谈判桌上的耻辱。
在谈判桌上凯旋回归的张外长，刚回到外交部，便接到上海打来的电话，称日本士兵在上海闹事，造成一死两伤。张群大惊，连忙询问事件的起因。刚搁下电话，广东方面的事接踵而来。不因为这，有分教：刚将软绳套猛虎，又使铁链缚劣龙。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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