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按下毛泽东的计谋不表。却说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送走陈诚以后，一连几天都在审视地图，希望从中悟出红军的动向。这天，侍从室副秘书长陈布雷走了进来，告诉他，陈诚已在湘西发现了红军。现红军已突破陈济棠防线，与湘江相距五十余里了。委员长大喜：“既然找到了赤匪，消灭他们就有希望了。”他立即电召陈诚回南京履行新职。
陈诚接到回南京的调令后，向中央军委举荐薛岳代自己职务。
陈诚见薛岳来到指挥部，就对他说：“伯陵兄，我已接到校长要我回南京任新职的命令，我的前线剿匪总指挥的职务可能由你来担任。委座不日就要下委任书了。今天下午我就走了，你到任吧。”薛岳有些吃惊，陈诚见此，就笑着对他说：“其实，委座对你一向都另眼相看。再加上在剿匪中你部功勋卓著，你的提升也是很自然的了。”薛岳称谢。
与薛岳交接后，陈诚乘坐委员长来接他的专机，于当天下午回到南京。刚下飞机，陈布雷就迎了上来，陈诚一见，连忙行礼。那陈布雷此时的官阶比陈诚还要矮半级，为何陈诚还要向他行礼？因布雷现任侍从室副秘书长，又被委员长称之为文胆，很受委员长器重。陈诚等一班儿战将都很尊敬他，故以师礼而待之。布雷对陈诚说：“委员长很忙，嘱我代他来接你。请将军上车，随我到委座官砥。”陈诚问：“电文中委座召我回南京任新职，不知为何职，先生能否透露一二。”布雷说：“将军是委座爱将，又屡立战功，只有官运，哪有其它。见了委座自有分晓。请将军稍候片时，委座自然要告诉你的。”
陈诚随布雷来到委员长官砥，喊了声：“报告！”便见俞济时走了出来，将陈诚接了进去。委员长见陈诚来，拉住他的手，说：“辞修，车履辛苦。一下飞机，我都没让你休息一下，你不埋怨我吗？”陈诚连忙说：“校长，学生不辛苦，校长您日理万机，为党国操劳，才辛苦呢。学生粉身碎骨，也难报校长培养之大恩呢！”委员长笑着说：“辞修言重了。谁要你为校长粉身碎骨啊？我要的是你为党国立功，为青史留名。站着干吗，坐，快坐。侍卫，给陈将军沏一壶好茶来。咱们好好地聊聊吧。噢，饿了吧，你看我这个作校长的，太不体恤下属了。”陈诚说：“校长，我在南昌飞机场猛吃了一顿，正撑着呢。”委员长说：“那好，我们聊聊吧。告诉校长，共匪这几天有何动向？”陈诚站起来，指着地图，说：“共匪主力从十月中旬开始，连续突破陈济棠、何键所设的三道封锁线，现已到达湘桂边界的全州，有强渡湘江的势头。”委员长有些吃惊，骂：“娘希匹，陈济棠、何键是如何搞的？共匪乃久困之师，竟能突破我军的三道防线，这里肯定有名堂。”陈诚说：“校长，您的判断很对，据查赤匪经过湘粤边境时，陈济棠部朝天放了一阵空枪，让开大道，放赤匪逃走。何键一人，孤掌难鸣。现在，桂军已从界首撤出，让出了湘江渡口。我们赶紧得拿出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委员长紧张地注视着地图，说：“要是那样，共匪与贺龙、肖克部会合，我们的事情就麻烦多了。”陈诚笑着回答：“请校长放心，我和伯陵交接工作时，已命部队追上去了。共匪雇了五千多民伕，把什么都带上，连几十吨的破机器也不放过。据俘虏的共匪供认，由于赤匪负载过重，他们在山中行军，每天只走十几里路。有时下雨，每天只走几里路。”委员长又好笑又好气，说：“哦，他们来个大搬家。很好，很好。我们完全有时间重新部署。我马上命令何键为追剿军总指挥，入湘的第六路军薛岳部、周浑元部归其指挥。”陈诚挺了挺大肚子，说：“校长，还是学生我去指挥吧。”委员长摇了摇头，说：“‘杀鸡焉用牛刀’，你留在我身边，代我指挥全面剿匪的战事。你看川、陕一带的徐向前、王树声这股共匪，多么猖狂，还有贺龙、肖克二部也在兴风作浪，都需要有人来指挥啊。你留在我身边，当剿匪的副总指挥吧。”陈诚两腿“唰”地两腿一并，说：“谢谢校长栽培！”委员长拉住他的手，说：“辞修，好好干，青史会记下你的名字的。”回头，委员长对侍卫说：“叫俞济时来。”俞济时进来后，委员长对他说：“你以我的名义电告李德邻，立即调五个师的兵力，回防界首，务必将赤匪全部歼灭于湘江东岸。”
陈诚，一八九九年生，浙江青田人，字辞修。早年入保定陆军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进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学生中的总队长，后又任炮兵队长。由于作战非常勇敢，得到不断提升，现已是围剿红军中路军总指挥，协助蒋委员长对红军的全面围剿。
在委员长的严厉催促下，何键派湘军参谋长刘建绪率部抢占了全州。李宗仁也派了他的重要战将夏威率五个师的兵力向界首方向扑了过来。国共两军的一场大战已经来临。
却说中央红军在全州与刘建绪的湘军苦战了两天，不胜，只好绕全州以南的界首渡口前进。周恩来接到前线报告：“渡口无敌军把守。”不禁大喜，急命彭德怀率部占领渡口，又命搭好浮桥。然后返回，途遇毛泽东，问及战事，毛泽东伸出手来，抓住他的手，说：“恩来，情况万分危急了，生存第一啊，赶快弃掉一切辎重，轻装前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你我就只有当俘虏了。”周恩来点了点头，把马绳一提，跑马回到总部，对博古说：“现在我军乘湘桂两军未摸清我们行动的大好时机，让红星纵队将笨重的机器扔掉，轻装前进，迅速渡过湘江。”李德正在喝咖啡，听完伍修权的翻译，跳起来，吼道：“周恩来，这又是毛泽东要你做的吧。不行，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车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连敌人的面孔也没有看到，就先仍掉辎重逃跑，这叫红军吗？”周恩来大怒，说：“李德同志，我们中国还有一句名言，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红星纵队里有五千多人，抬着笨重的机器，甚至把几十吨重的印刷机底座也抬着，一天只走几里、十几里路，这怎么能打仗？完全是坐失良机。”博古见二人又要大吵大闹，连忙劝阻，说：“恩来，你也不要发火。这些东西都是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现在把它扔掉了，战士们想不通啊。”周恩来十分恼怒，反驳说：“博古同志，可现在还要用更多的生命和鲜血去保护它，值得吗？”说完，气冲冲地去了。
周恩来憋着一肚子怒气，来到渡口，命令李天佑率本师赶往界口布防，自己随后也赶了过去。他仰望江面，一条由汽油桶搭成的浮桥正稳稳地横在江面上。对面，红军将士正挥汗抢修工事，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看见其它的人走动。他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此时过江该多好啊！”这时，侦察员来报告：“周副主席，湘桂两军已探明我军的行动意图，从两侧飞奔而来。桂军夏威的两个师已接近渡口。”周恩来知大战已不可避免，连忙调动部队加强两侧的掩护，等待红星纵队的到来。又是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他感到十分疲倦，见河边有一扇门板在那儿，便走了过去，铺上毯子。一倒下，他便呼呼大睡起来。正睡得香，接替刘伯承总参谋长职务不到三个月的叶剑英走了过来，见周恩来在大睡，十分不情愿地推醒他，说：“周副主席，桂军离我军已越来越近，而红星纵队至少两天才能到达渡口，请你催促一下。”周恩来大惊，连忙命令参谋向王诤下达命令：“速催促红星纵队，丢掉辎重，跑步前进，否则，将有不可估量的损失。”命令刚传达不久，周恩来来到浮桥边，打算再睡一会，哪怕是半个钟头也好。刚坐下，只听“轰隆”一声，大地颤抖了一下，接着，巨裂的爆炸声铺天盖地响起。你看那密集的炮弹直向湘江两岸倾泻，一股股浓烟随着爆炸声响弥满了整个天空。江中，炮弹的爆炸将湘江水激起一根根冲天的水柱，进入云霄。一切恶战终于到来了。周恩来一震，警卫员赶紧扶住他，只见他一甩胳膊，说：“我命令你，再传达我的命令给王诤，说敌人的猛烈进攻开始了，要他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命令后续部队去掉辎重，跑步到湘江。”就在周恩来下达第四道紧急命令的时候，湘江两岸的枪炮声已响彻云霄。国民军湘军在对面向红军阵地发动了极为猛烈的进攻。而后面，薛岳指挥十多万大军又猛扑了过来，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两面夹击。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是爆炸声，又到处都是烟雾，国共两军将士的撕杀声、搏击声，动人心魄。湘江两岸数十里的老百姓所听到的是裂人心碎的爆炸声。这撕杀持续了七天七夜后，才慢慢地停了下来。这七天里，天上每日数十架飞机穿梭不停地狂轰滥炸着、机关炮扫射着。住在湘江两岸的居民，看到的是血染红了的湘江水，这血和水的交融又岂止流了七天七夜，又一直流向远方。两军血战，究竟有多少人战死在湘江，一时间又哪里说得出具体的数字呢。
就在国民军炮火猛轰、飞机滥炸的开初几分钟里，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一时竟不知所措：天啦，难道红军就这样全师覆灭了吗？警卫员跑过来，将他摁倒在地，又用身子压住，以免密集的炮弹炸伤他。他这才惊醒过来。他一翻身坐起来，举起望远镜，前方的惨景在镜头中完全显现出来：火光中，烟雾随着炮弹的爆炸也越来越浓。阵地上，两军将士都杀红了眼；浮桥上，红军的尸体也越来越厚；江面上，水已变红；沙滩上，横七竖入地躺满了红军的尸体。周恩来，这千古奇才，已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也忘掉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守在电话旁，用极严厉的口吻催促红星纵队加速前进，又连连鼓励彭德怀、林彪两个军团不惜一切代价阻住国民军的进攻，他再勉励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坚决挡住国民军从红军后面的进攻，为保证红星纵队的安全，四天四夜过去了，他还是这样紧张地指挥着。而国共两党的武装力量，也是那样奋勇地撕杀着。大炮在轰鸣，飞机还在滥炸，湘江水也越来越殷红，浮桥上红军的尸体也越来越多，后来，过江的人们不是踏着浮桥，而是踩着堆积如山的同伴尸体过江。第五天，战斗更激烈。第六天，他在警卫员的强行扶持下走上了浮桥。第七天深夜，枪炮声由密集慢慢地向稀疏转化，最后也慢慢地停了下来。
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然而，不能目睹的是湘江两岸留下的数万具红军的尸体。你看，大量的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救护而死亡；还有那流血过多、又不愿投降的，被国民军战士补上一刺刀，或者是补上一颗子弹，就是那样地死了。红军的著名战将——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奉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之命，率部担任后卫，与强大的国民军展开肉搏，陈师全部覆没，陈的腹部受了伤，昏死过去，被俘。国民军认出了他，替他包扎了伤口，准备抬到城里去请功。醒过来的陈树湘师长，撕断肠子自杀。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闻此消息，皆痛哭。
中央红军经此一战，折损大半，元气大伤。然而，红军的路在何方，周恩来在考虑，自杀被聂茶臻所救的博古也在考虑，躺在担架上行军的毛泽东也在思索。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博古见损失惨痛，十分焦虑。他对周恩来说：“恩来，局势如此紧张，你看如何才能解救？”周恩恩沉思了一会，说：“办法倒有，就怕你不予以采纳。”博古有些焦急说：“恩来，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你就不要绕弯子了。”周恩来正色地说：“博古同志，以前我们提了很多好的建议，你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否则，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将毛泽东同志请回红军总部，担任总政委，负责指挥作战，事情可能会有转机。”博古说：“就怕李德同志有意见。”周恩来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为什么要看一个外国人的鼻子眼睛行事呢。”博古此时也没了主意，便说：“好吧，请毛泽东同志来吧。”哪知参谋去了一会，竟没有请来，他告诉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他有病，不能前来。”周恩来一怔，顿时明白了许多，他对博古说：“我亲自去请。”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私人感情早在大革命以前就建立了。这次，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同在担架上转移。三人知红军目前处境危险，也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因而时常讨论红军的出路，张、王很佩服毛泽东的见解。这天，三人又一起讨论，忽然，周恩来派人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去，不去，我有病在身，不能去开会。”参谋走后，张闻天对毛泽东说：“老毛，看来博古应付不了了，所以来请你。”王稼祥说：“我看润之兄应该去参加会议，咱们的处境不妙啊。你只有勇敢地站出来，才能扭转这危险的局面。”毛泽东说：“洛甫、稼祥，你们在红军的时间也不短了。岂不闻‘参谋不带长，打屁也不响’，何况我这时连参谋也不是啊。去了又有什么作用呢？”正议论间，周恩来骑马走了过来，他这次是专门来请毛泽东去开会的。毛泽东仍然不去，张闻天问：“恩来，你们请老毛去开会，得给他一个职务啊。”周恩来说：“我已和博古商量好了，从现在起，润之兄参加军委工作。”哪知毛泽东还是不去，说：“洛甫、稼祥，现在红军到哪里，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光靠我怎么能行呢？我建议在甬道开一个政治局会议，请洛甫和稼祥也参加，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周恩来请不动毛泽东，只好将洛甫和王稼祥的话告诉博古。此时的博古一筹不展，又知兵凶战危，只好同意在甬道召开政治局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原定的去湘西与贺龙、肖克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李德没有参加会议。当周恩来和博古向他传达时，他极力反对，被周恩来一顿斥责。后，政治局一致同意解除李德对红军拥有的指挥权，请毛泽东参加军委工作，行使副主席的职务。会议后，毛泽东下令扔掉一切辎重，撤消红八军团，压缩机关干部到基层。经毛泽东的两道严令，红军一下子就甩掉了包袱，活力增加了。
李德被解除红军的总顾问职务后，仍留在红军总部工作。全面抗战爆发，他任中共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八年任延安军政大学教授。三九年回莫斯科。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加入苏联红军。一九五四年回德国定居，从事著作及翻译工作，一九七四年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毛泽东为何与张闻天、王稼祥相投？那张闻天又名洛甫，生于一九0五年，上海南汇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曾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一九三三年到达苏区。王稼祥则不同，他生于一九0七年，安徽泾县人。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三年到达苏区后，又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以来，毛、张、王三人编在红星纵队。你看那三人不病即伤，在担架上行军又常在一起，自然经常讨论局势。张王二人在莫斯科留过学，思想上与博古接近。古云“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二人在苏区及长征途中，逐渐看出博古过分推崇李德，对战事毫无主见，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于是，对红军掌握在博古手中能否取得革命的胜利感到怀疑。还在第五次反围剿前，二人对毛泽东的处境感到同情。长征后，红军损兵拆将，元气大伤，将士士气低落。三人对红军的前途感到担忧，也为自己的安危担心。但他们想起苏区时毛泽东连续三次打破国民军的围剿，第四次也是按此方法对付国民军而取得胜利。那时的红军是越战越强。自博古到了中央苏区后，局面就一天天的发生变化，到现在已不可收拾。二人感到毛泽东有领袖群雄的才能，于是，主动找毛泽东讨论。毛泽东也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主张和挽救红军的方法。三人越谈越亲密，不自觉间，结下了友谊。张、王二人私下计议，非毛泽东不能挽救红军。因而对毛泽东的支持又多了一层。
甬道会议，毛泽东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写成总结，交给洛甫、王稼祥看。二人看后拍手叫好。毛泽东便叫妻子贺子珍抄好。那贺子珍自随毛泽东长征后，便把儿子毛毛托付给既是弟媳又是亲妹妹的贺怡照看。此时，贺子珍又怀上了孩子，腆着个大肚子，虽行动不方便，仍努力工作。这天，毛泽东很晚才回来，对贺子珍说：“红军已攻下了遵义。中央要在那里召开政治局会议，现在，伯承同志又回到红军总部，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你收拾一下，准备进城吧。”贺子珍笑了一笑，说：“有什么东西值得收拾的，明天把几本书和几件衣服带上，不就行了吗。”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举行。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二十人，他们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临时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即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工会主席陈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留守苏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在红军第四方面军，王明在苏联，因此，这三人无法到会。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它人员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其它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何德全（凯丰）
政治局委员王树常、任弼时、关向应、康生，因公不能参加会议。政治局委员顾作霖已牺牲，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参加会议的有：因顶撞李德被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复职不久的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茶臻、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红九军团总指挥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因不及赶到，未参加会议。
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李德的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博古作政治报告。博古站起来，扫视了会场一周，说：“同志们，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筑碉修路，逐步推进的战略。以前红军那种可以采取的机动灵活条件没有了。我们只能采取阵地战的办法。在我军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部队伤亡十惨重……”博古滔滔不绝地将事先写好的报告说了下去，博古报告完，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第一句话就是：“刚才博古同志所作的报告基本上是错误的。”博古十分吃惊，因为他一点儿也没有料道张闻天会第一个站起来反对他。接着，张闻天系统地批判起博古的错误来。与会者惊异地发现张闻天对军事是那样的熟悉，他把博古的报告说得几乎一无是处。毛泽东的烟瘾特别大，几乎嘴没有空过。见张闻天说完，他掐灭烟头，站起来，接着张闻天的话说下去：“博古同志在报告中提到的客观条件根本不成立。这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是军事的路线错误所致。博古同志根本不懂得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规律。这个战略的基本规律就是红军弱小，敌军强大。这是根本成立的，这就决定了我军在战略上必须处于守势。但在战术上，攻守双方是依据战争的规律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完全可以凭借中央苏区这个大舞台演出中国现代战争中的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大话剧。具体地说：‘敌人来围剿，我们防御’。我们采取的对策是：疲惫敌人，分散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一部或几部，迫使敌人后撤。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这样的次数多了，红军的力量就逐渐强大了。我们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敌人呢？则由战略进攻转入防御，就变成了逃跑。我们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前四次围剿，就是按这个规律进行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于是，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撤退，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等我们的转移完成，再建立根据地后，又将是敌人的围剿，我们的反围剿。”“那么第五次反围剿呢？”毛泽东继续说：“敌人采取了筑碉修路的对策，我们就没有机动的余地了吗？否，敌人倾巢出动围剿我们，我们正好来一个大机动，到敌人占领区去建立根据地。也就是说，你端我的老窝，我就袭击你的后方。敌人害怕必然回撤，那么他的筑碉和修路就失去了作用。而敌人的混乱正好给予我歼敌的大好时机。敌人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这个时候，不仅中央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会扩大。发展壮大了的红军就会进一步地强大起来。前四次围剿，不正是这样吗？博古同志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这个规律，偏偏要打阵地战，打消耗战。可我军仅有十万兵力啊，并且徒手者众，怎么能敌得过装备优良的五十万大军呢？那叫做叫化子与龙王比宝。不愿打破坛坛罐罐，结果根据地全部丢失了。在军事指挥上又犯了另一个大错误，那就是由军事冒险主义一下了变成逃跑主义。转移中又不懂得灵活机智，硬往敌人钉子上碰，命令部队作甬道式的掩护，结果呢，湘江一战，就损失了一大半，好家伙，再给你们这样指挥下去，剩下的红军和在座诸君，还不够一仗报销。我完全赞成洛甫同志的意见，改换军事领导。”
毛泽东讲完后坐下来，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突然，王稼祥从躺椅上挣扎着坐了起来，激动地说：“我来说几句。”周恩来说：“稼祥，你身体不好，还是躺着说吧。”王稼祥说：“我只说三句话。第一，我完全赞成洛甫、老毛的意见。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作战经验和指挥才能的同志来担任总指挥。第三，解除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王稼祥发言后，已是深夜，周恩来宣布第二天接着开。
第二天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相继发言，他们猛烈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路线。陈云、刘少奇等的发言，明显地支持毛泽东。朱德指着李德说：“你们瞎指挥，弄得丢失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同志的生命。我们不能再跟着你们这错误的领导了。”彭德怀没好气地说：“我早就说过，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疼。现在情势危急，没有时间慢慢清算。先解决组织问题。我提议，把博古、李德的职务撤消。”周恩来用手向下压了压，说：“我完全同意洛甫、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也有责任。我提议，今后的军事行动由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推荐张闻天为总负责。毛泽东负责军事。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毛泽东指挥红军向贵州、四川边界的土城开拔。由于情报不准，红军攻土城不胜，毛泽东果断地下令红军撤出土城。
由于土城战事失利，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负责军事而毛泽东则是“恩来同志指挥上的协助者”。
土城一战，毛泽东猛然发现川军难打，黔军易攻。于是下令渡赤水，放弃西出川南计划，进军黔北，迫使滇军援黔。红军才能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大家后，取得了一致的支持，中央责成毛泽东全权指挥战事。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于八月十八日掉头东进，在土城附近的太平渡二郎滩处二渡赤水。同时，毛泽东率红军主力占领桐锌、娄山关，再战遵义，歼灭黔军二十个团，为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仗。
由于毛泽东对部队指挥得心应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周恩来提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三人团”。毛泽东被中央任命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此时的毛泽东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其政治地位逐渐超过了洛甫、周恩来等其它常委，为成为中共的最高领袖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便指挥红军于贵州茅台地区三渡赤水，进入四川古蔺地区。这时，蒋委员长已飞抵重庆，川军刘湘等部也集结军队，向红军杀来。毛泽东见四面强敌虎视眈眈，连忙指挥部队调头折西，又在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不久，毛泽东指挥红军强渡乌江，向贵州息峰前进。那黔、滇两军正合围红军，一夜之间红军踪影全无，连忙喝住部队。毛泽东见此，命令杨成武率两个团佯攻贵阳。
贵阳守军王家烈已率主力追杀红军去了。贵阳城内只有少量的警备部队。蒋委员长和夫人美龄到贵阳督军，听到红军主力部队朝这里开来，也吃了一惊。他急命陈诚电令黔军将领王家烈、滇军将领龙云回师救援，一面亲自到城上部防。正这时侍卫室主任晏道刚向他报告：“共匪已占领了飞机场，正向城内移动。预计在三个小时内冲到城下。”委员长心里暗暗叫苦，一种悲凉之苦从心底涌出：“城里的警备部队仅两千人，这如何抵挡。”不因为这，有分教：贵阳城内，跃出勤王战将；芦沟桥上，显现青史英雄。正是：上山打虎被虎咬，下海缚龙遭龙缠。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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