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史迪威拿着罗斯福的电报，冲到蒋主席开会的地方，想给蒋主席一个下马威，至少也给他一个难堪。哪知蒋主席接过赫尔利送过来的电文，看后，始终不减面容的微笑，和颜悦色地对赫尔利等人说：“知道了。”然后，他满面含笑地对赫尔利说：“特使先生，你看，会议就开到这儿吧。”赫尔利十分客气地说：“主席阁下，我看很好了。”
史迪威想看一下蒋主席的狼狈相，不仅一点也没有看到，反而见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不是滋味，那史迪威又看轻了蒋主席。身为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又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他，其本身就是一个城府很深的谋略家，哪能因为这一事而露其性格呢？不知羞耻的史迪威恐怕没有料到自己立即被一脚踢出了中国，从此，连魂也游不到这赤县神州大地了。
蒋主席见众人离去，便打电话给在成都的张群，要他一刻也不耽搁地乘飞机到重庆。张群不知首都发生了什么事，连忙丢下手中的工作，乘专机来到重庆，何应钦、陈布雷接着，驱车直奔黄山蒋主席别墅。
时蒋主席已算好张群行程，已坐在办公室等他。见张群等人进来，立即命侍卫沏好茶来。他对张群说：“我知你接我电话后就起身，所以在这里专等。这段时间来，你在成都将美援的各种物资发放，又要负责成都战事，没日没夜地操劳，很是对不住你。不过，今天事情紧急，候请你与子文、敬之一起谈谈看法。”说完，便把罗斯福的电文让他仔细地看。张群反复看了几遍后，心里不禁有些颤抖，他对蒋主席说：“委座，依在下看来，一个主权国家的军队是万不可交给一个外国人的。否则，后患无穷。”蒋主席问：“岳军，那你又有何主张？”张群说：“军权交给了史迪威，就等于将这整个国家的主权交给了这个外国人。他们便成了中国的实际领袖，我等反而成了附庸。这个权是中国大众的，千万不能失手。”蒋主席问：“美国人会答应吗？”张群说：“交出了军队，我们的处境比日寇的侵略更糟糕百倍。我们宁可不要美援，独立地与日作战，也不能把一个主权国家拱手相让。委座不要担心美国人断绝援助。即使没有援助，我们也能打败日本人。何况《开罗宣言》已有规定，并且全世界都知道，其内容不是说变就变了的。在下认为，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以及美国不会放弃中国战场，这也是一个反侵略战争的组成部份，对罗斯福所说的内容，我们应持强硬态度，趁此机会将史迪威赶走，让罗斯福感到尴尬，这样做的后果，美国不仅不会中断援助，反而会提高委员长你的形象。”蒋主席说：“真知灼见。子文也是这样劝我的。隔几天我就去见赫尔利，转告中国政府的立场。”张群说：“委座，不是隔几天，而是今天，最迟不过明天就要约见赫尔利，告诉他中国政府的决定。”蒋主席说：“说得完全对，对美国佬，决不能心存善良之想。”
赫尔利应约来到委员长官砥，蒋主席字斟句酌地对他说：“我国政府已作出决定，请罗斯福总统务必调回史迪威将军，另派一个能够合作的高级将领，接替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我国政府的决定和要求调回史迪威将军而使中美关系产生隔阂。”
赫尔利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外交家，又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接到得意忘形的史迪威提交的全盘接收中国军队的方案上，签上：“太晚”两个字后，便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了有这样文字内容的电报：
蒋介石的地位目前无人可以替代，如果支持史迪威将失去蒋介石。失去蒋介石即中国的抗战力量将随之消失。蒋介石能与美国的另一位将军合作，但不能与史迪威将军合作，应该派人接替史迪威。
罗斯福接到赫尔利的电报，足足考虑了一个礼拜，最后得到这样的结论：美国不能失去中国战场的配合，蒋介石并没有侵犯美国的利益。如果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同时，蒋限制共产党武装的发展，符合整个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也符合自由世界的利益。对于蒋，应该予以支持。自己给史迪威的电报，带有严重的逼蒋交权，欠妥。于是，他决定召回史迪威。
当赫尔利将罗斯福总统的指示转给史迪威时，这位将军暴跳如雷，他对他的总统一顿臭骂。半个月后，史迪威正式接到了要他回国履行新职的通知。他收拾行装来到重庆飞机场，乘专机回国。这天，是一九四四年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半年后，他担任美军第一军军长。这位上将军在这不低的职务上指挥着十万大军与日军作战，但心情一直好不起来，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病逝。
一代上将，终于踏上了人间的不归路。但他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史迪威走时，蒋主席派宋子文去送行。宋子文回见蒋主席，叙述了史迪威走时是一脸沮丧。他说：“史迪威恐怕是哭着回去的。”蒋主席说：“子文兄，你作为行政院长，与外国人打交道，首先考虑的是国家主权能否受到损害。凭罗斯福这个世界最强国领袖的能耐，再加上能力很强的史迪威，要整垮我这个穷国领袖是不费很大的力气的。但强迫一个国家元首交出军队，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的行为，这比日本人更凶残百倍。所以，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和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宋子文说：“主席英明，恐怕在美国的历史上，这个最英明的总统喝了一瓶最苦的五加皮酒了。”蒋主席笑着说：“可能，他与史迪威，一个丢脸，一个失败。我也不想知道二人在立传时，这个丢脸的事情会不会写进去。”这时，又传来中共内部发生争吵，蒋主席吩咐张冲：“密切注视中共内部的情况。”
其实，中共的纷争已有几年了，但都集中到最高层。而关键人物为毛泽东和王明。毛泽东对苏维埃后期王明路线的错误抓住不放，但王明坚决抵住，使中共的整风运动无法进行。为此，毛泽东写了《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向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稿，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二人认为语言较为尖锐。毛泽东决定再写一篇文章，作为书面总结。他想好以后，给文章加的题目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再交给任弼时看。任弼时见上面有“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完备上，在时间的长处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陈独秀、李立三的错误。这条路线在政治方面、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实施，对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最后在长征途中转变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时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成了一个错误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的路线。”任弼时看后，对毛泽东说：“这种揭露是非常正确的。既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到了位，又能将矛盾展现出来。让党的高级干部弄清是是非非。我建议在书记处成立一个党的领导小组，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的是与非。”毛泽东说：“此论正合我心意。不如这样，由你牵头，好吗？”任弼时说：“不好。还是由你来牵头吧。你、我，再加上稼祥、康生、彭真组成五人小组，有事经常一起商量。”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好吧，就这样定下来。”
不久，又根据张闻天的建议，组织了中央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次之。延安及各地成立的学习小组，归延安管理和指导。
经过九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认识也基本一致。毛泽东认为在全党进行普遍的整风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他起草了《宣传要点》。几天后，延安的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又在中央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对党八股列了八大罪状：“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危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提出文风要正，文章要精而短。不要“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通俗易懂，对于整顿党的文风具有重要的意义。
宣传干部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来找他，请示在党内进行整风的具体措施。毛泽东想了一会，说：“先谈整风的方针。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具体地说，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我们揭发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关于方法，大家可以讨论。我个人的意见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以有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要注意好好地说理。理说好了，问题就澄清了，效力就好。再就是要喊响，整风要限制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整风的内容。你与任弼时、稼祥、彭真同志好好地研究一下，抓紧时间进行，因为整风的时机已经成熟。”
康生走后，毛泽东接到报告，说准备在文艺界召开一次座谈会，希望毛泽东能参加。毛泽东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在中共中央，毛泽东除分管军事外，还兼管宣传。他告诉宣传部长周扬，届时他要到会，并就文艺方面的工作作发言。周扬很高兴，连忙去准备。
这天，也就是一九四二年的五月二日，毛泽东参加了周扬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并首先发言。毛泽东说：“今天邀请大家开座谈会，主要是想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的文艺的正常发展，求得革命文艺与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条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有这样的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就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不可少缺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其它各抗日根据地也多了起来，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份，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接着，毛泽东对以上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和科学的解说。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以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文艺座谈会前后共集中了三次。五月二十三日，座谈会闭幕，
毛泽东到会，并对会议作了总结。
面对文艺界存在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毛泽东高屋建瓴地从问题入手，他在结论中一开始就说：“那么，什么是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或对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环节、任务不协调。我们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它问题。”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十分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和对立，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且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则没有什么分歧，几乎是一致的，但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许多问题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好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经历了两个历史朝代。这两个历史朝代，一个是大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的迟疑。”
就如何为工农兵的问题，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与提高。他说：“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中提高。”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鲁迅。他对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极为赞赏。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者，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对待文艺的批评上，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个标准的关系怎样的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切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还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尽可能完美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使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有了深刻的变化。萧军、欧阳山、丁玲、艾青、刘白羽、何其芳等文艺工作者立即动手创作。出现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品。其中新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迅速搬上舞台，成为现实主义最优秀的作品。
且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见鲁迅艺术院的课程也在发生变化，便准备对中央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既然要进行调整，政治局就要酝酿人选。陈云早在几年前提到毛泽东为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六中全会来讨论。但张闻天已把权力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不远的地方。政治局会议虽然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一切重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决断。这天，毛泽东正酝酿政治局人选时，突然，彭德怀发来电报，报告了左权战死在十字岭的经过。毛泽东大惊，连忙找来刘少奇、朱德等商量集总的参谋长人选。朱德听后，对毛泽东说：“既然德怀同志举荐滕代远同志为参谋长，不如就以老彭说的为准。”毛泽东想了一会，就回电同意。
那刘少奇是一九四二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回到延安的。回到延安时，他将中南局的工作委托于饶漱石，军事仍由陈毅为主。早在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后，陈云就提议将德才兼备的刘少奇调到中央，负责更重要的工作。以后，中央政治局又经过反复的讨论，通过了这一决议。刘少奇从华中到陕北前，他到了山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山东的八路军进行了整顿，统一了思想，组织了以罗荣桓为总指挥的领导班子，然后起程回到陕北。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了六中全会和七中全会之间的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并有权决定一切重大的问题。政治局举荐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在政治局拟定的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事务。
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看官且记，此时的毛泽东已担任的职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下，设立了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日常事务处理机构。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主任，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主任。为了统一各地区的工作，在延安的政治局进行了分工：王稼祥负责华北局，刘少奇负责华中局，任弼时负责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陈云负责大后方，杨尚昆负责敌占区。毛泽东兼管中央党校和重庆办事处。西安办事处仍由任弼时负责。
毛泽东担任政治局主席后，决定将整风运动引向第二阶段。具体内容是：纠正党内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
对于前一阶段，毛泽东一再强调领导干部或党的高级干部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意见的基本方法”。对于审查干部，毛泽东认为“整风是精神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这项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为了加强审干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反内奸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任副主任。
鉴于红军时的教训，毛泽东向康生反复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工作中，有很多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也不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久，毛泽东又给康生写信，要求把他阐述的防奸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在《防奸经验》上，他说：“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的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的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的路线，反对错误的路线。”
但事与愿违，这次运动却搞了许多“逼”、“供”、“信”，出现了特务如麻的现象。又经康生在直属机关大会上的危言耸听，使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单是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了所谓特务一千四百多人。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社会部副部长李亦龙见问题相当严重，各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错误的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毛泽东非常害怕肃反工作扩大化终于发生了。他连夜挑灯夜战，拟定了干部《九条方针》，以中央紧急文件下达到基层，纠正肃反工作的偏差。对此，他十分内疚，在不同场合向受过审查的同志赔礼道歉，并脱帽鞠躬，又在报告、演说等集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同志间不存芥蒂的团结和睦气氛又出现了。
正当毛泽东部署运动向纵深发展时，又接到共产国际电报，这电报是季米特洛夫打来的，告诉他，共产国际将要解散。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很对，拍电回复同意。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针对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国民党可能出现新的反共高潮，提醒各军区司令员注意。
这里刚开完会议，便传来胡宗南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闪击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命令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一面将三五九旅从垦荒中调到前线，一面又命令肖劲光的留守部队加强巡防，一面又在延安召开三万人的大会，广为宣传，反对内战。同时，又将这一消息电告重庆的周恩来，命将其消息向中外记者广为报道。毛泽东的这一手真绝，胡宗南的部队还没有放一枪一炮，就被迫后撤。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发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对蒋主席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批判，使重庆中央政府拟定的一举夺取延安的意图未予以实施便自动停止。
这天，毛泽东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称病不参加。博古、林伯渠、朱德等都先后发了言，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博古又作了自我批评。康生本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时批叛王明的错误路线很起劲。他提出：“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探讨王明的投降主义的错误。这就不能孤立地看待王明在抗战初期所犯下的错误，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根源。”康生认为，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书，未经中央同意，将小册子再版后发到各抗日根据地，影响极坏，应结合起来批判。康生的发言，受到毛泽东极大的重视。这时，彭德怀也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左权牺牲的经过。毛泽东、朱德、林彪等都十分悲痛。
又要研究整风的事了。这天，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这次政治局开会，还是以批判王明的宗派主义为突破口，进而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刘少奇将周恩来对整风运动的学习心得交给他，说：“主席，这是恩来同志写的，我看了。恩来同志逐一对照学习大纲，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并给自己订了七条要则。”毛泽东接了过来，只见要则中有：“第一条，抓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无杂，宁专勿多。第二条，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条理，有重点。第三条，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要恰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毛泽东看后，脑子里不禁呈现出一批批的人和事：黄埔军校、主持中央、担任军委主要领导、红军时期、长征途中、西安事变及重庆谈判等，又出现了众多的高级将领：朱德、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等。刘少奇见他站在那里不动，也不好说些什么。好一会，毛泽东将周恩来的学习大纲交还给刘少奇，问：“恩来这些天的神情怎么样？”刘少奇说：“他还是那样，工作起来就没有个完。昨天，他在政治局分组讨论会上，又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很多同志都很支持他。主席，我看反经验主义就不点他的名了。特别是朱老总，对恩来这没完没了的检查有些担忧，当然也有意见。”毛泽东脑子不禁“轰”了一声：“这事恐怕不能继续下去了，搞不好，还有新的麻烦。”于是，他对刘少奇说：“前不久的审干工作，恩来对康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康生为此还找了我，现在看来，恩来的作法还是正确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反经验主义就不点名了。但运动不能停止。这样吧，明天政治局开会 ，大家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然，运动就不能深入地进行。”刘少奇说：“我听主席的。”
在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着重谈了党内对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问题。他说：“党内斗争，首先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下级的监督和群众的批评。其次，批评只能明枪，不能暗箭，彼此挑拨是错误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朱德说：“少奇同志说得很对，我们的党就要有这样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是我党的好传统，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我这个人就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大胆地向我提出来，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我也愿意在润之同志的领导下做好革命工作，当然也要肃清自己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王稼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晶，我愿意在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之下，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刘少奇说：“稼祥说得对。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武装自己。”周恩来说：“我也同意稼祥、少奇同志的观点，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武器，就能勇往直前，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就能在工作中取得胜利。”毛泽东谦虚地说：“恩来，你们都在抬举我，我也是人啊。我只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中国革命已处于十分关键时期，党内同志间的团结，是革命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现在，批判王明路线的危害，已深入到党的基层组织中，也说明了我们的党员是有高度的思想觉悟性，是明辨是非的。我们的党已经有了二十二年的经验，又有了三次的教训，不能再容许王明错误路线继续下去了。那么，王明在抗战初期的路线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以速胜论取代持久战。抗战已到第七的个年头了，胜利了吗？没有啊。第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第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第四，组织上闹独立，不服从中央。”
由于毛泽东搜集了大量的例证，王明的错误已被高级将领们的认识。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系统地回顾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他说：“他们打着共产国际和马列主义的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危险的。遵义会议只扭转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路线的解决差不多就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同志的职务，继而以洛甫同志代之。因为当时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抗战爆发后，王明回到国内，向中央制定的路线进攻。当时，我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我别的都同意，只有持久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具体问题。同志们，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化出来的人应当受到欢迎的。遵义会议没有洛甫和稼祥等同志，会议就无法取得成功。他们二人不管过去如何，但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同志们，我们的目的是揭发错误路线，也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这次会议，王明没有到会。
李富春也被通知参加政治局会议，李受毛泽东的委托，向王明转达达中央会议精神。并希望王明认真考虑，作出检查。王明不予以表态。第二天，毛泽东却收到了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有下面的文字：“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自己那些意见。我愿意做毛主席的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看信后，不禁沉思：最近有的同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揪到主席台去交代问题，有的同志头一天是积极份子，第二天就被点名批判，有的同志突然间被轰出了会场。而中央也对王明、博古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有的说是党内问题，有的说是党外问题，这些都应该澄清。
毛泽东准备将这些问题交给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弄清问题的实质。
经过认真的思考，毛泽东自己得到了答案。经过了认真的讨论后，问题的实质已出现端倪。毛泽东认为该表态的时候了。因而，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一，对于王明同志的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斗争中，有部份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予以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合法的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来电批示，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的手续不齐备。四中全会也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的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经常强调产生错误的原因，不要强调个人的责任。因此，组织的结论可以宽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事情要想弄清楚，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不在‘七大’作结论，只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同志在一起，有共同点，都要打倒蒋介石，分歧是如何打倒蒋介石，这是策略的分歧，如果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五，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是正确的。六，党内的宗派问题。经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现在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毛泽东的这一表态，使整个整风运动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过了一个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局通过的意见，他在报告中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的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一目的。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则取谨慎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一目的。这是我们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还没养成，为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毛泽东作为中共党人的领袖，他的这一作法，对党内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一些人的心里负担减轻了，许多人心服口服了。此时，又恰逢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毛泽东看后非常赞赏，他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很好，我们把它作为整风的文件看待。小胜而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的吃亏，如此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希望随时告知。”
到此时为止，毛泽东对王明、博古在苏维埃时期的清查工作开始进行小结的时候了。因此，他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七大”召开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组织了几个报告委员会，其中党内历史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组织报告委员会由刘少奇召集；统一战线报告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决定，“七大”召开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筹备“七大”的准备工作。
六届七中全会原准备开两个月，但由于时局变化，断断续续地开了十一个月。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七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会议的两个任务是：一，准备“七大”。二，在全会期间处理日常事务工作。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议决定成立“七大”主席团。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在会议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职权，其日常事务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了决议。会议通过了“七大”的议程。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决议，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会议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主笔。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等反复斟酌后定稿。
六届七中全会在这十一个月中召开了八次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主席团，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并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各个报告的主讲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军事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历史问题等文件，分别由四个委员会起草。六月五日的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会见与谈判的说明。又听取周恩来去重庆谈判的报告。
上文提到的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之事。毛泽东、朱德等十分悲痛。朱德曾撰文纪念。此时方得以补出。
原来，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进驻长治后，调集五万大军向太行山进攻。而进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日军就有三千多人。这时，朱德已奉毛泽东之命令回到延安。总参谋长叶剑英在重庆，协助周恩来，长期负责西南局的工作。集总的战事就由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左权、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主持。
日军数万人进攻辽县的消息传到集总。彭德怀与左权连忙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扫荡工作。左权对集总机关干部们说：“同志们，日寇自二月扫荡太行山失败以后，又从正太、同浦、平汉调集了五万大军向我扑来，而进攻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集总所在地的辽县。集总机关的部署是这样的。”左权指着地图说：“清漳河以上之青云岭、平定、晋阳一线。这两路由一二九师负责。从涉县、黎城到歧极关一线的作战任务，由集总负责。现一二九师已行动。集总机关也立即行动起来，打退敌人的进攻。”
哪知冈村宁次在长治遭受到一二九师集团的打击，十分恼怒，从四面八方向麻田镇包围过来，意在消灭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武安日寇四千多人，长治日军三千多人，白晋铁路沿线之襄垣、沁县等地日军一万多人，也向麻田镇包抄过来。而辽县千多日军又经粟城北迁。四路日军分进合击，形成环形包围圈。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四路日军昼夜兼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麻田开来。
作为集总副总参谋长的左权，手里掌握的兵力仅为两个整连，集总机关有几千人，要突破日寇的包围只能靠智慧。左权布置好警戒线后，只见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走了过来，对他说：“敌人的进军速度加快了，现在已经到了麻田镇，离这里仅有二十里的山路。”左权对警卫连长说：“你立即带本连占据高地，掩护总部突围。你连是一个大连，有二百五十多人，又大部份是老战士，共产党员也多，相信你会完成这一任务的。告诉同志们，泰山压顶不弯腰。”罗瑞卿也对警卫连长说：“敌人表面看强大得很，但从整个来看，他们仍被我广大人民包围在汪洋大海之中。你们连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巧妙地打击敌人。”左权说：“罗主任说得很对。前山的任务就交给你们警卫连了。现在你们就出发。”
左权布置好掩护任务后，便在一个高地指挥集总机关转移。他举起望远镜观察前线战况。见前方战火已燃烧，总部警卫连也到了预定的地点。总部警卫连装备很强，配有轻重机枪二十余挺。另外，还配有小钢炮四门。尽管日军攻得很紧，但在短时间要攻入八路军阵地，也很难。
不知怎的，两军激战四个小时后，日军突然的后撤。战场上一片寂静。左权心里不禁打一个颤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突然，镜头里出现了一队八路军服装的队伍。这支队伍小心地拔开山上的茅草，向十字岭阵地插了过来。“这是哪里来的队伍？”左权心里一阵嘀咕，继而又是一惊：“可能是日军化装来偷袭的。”他叫来警卫员，命令他飞跑赶到哑口，提醒后山的政治连，防止日军化装偷袭，他自己也拼命向前山警卫连冲来。
这是和偷袭的日军赛跑，谁跑在前面谁就能赢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左权左手提枪，使出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掌握的登山如履平地的攻夫，终于跑到了日军的前面。左权对警卫连长唐万成说：“鬼子化装成我军，偷袭上来了，你赶快抢占前面高地。我命令你带一个排和三挺轻机枪，一门小钢炮，快速冲向前去，将敌人就地消灭。”唐万成属总部直属连连长，按官阶已属团级。接到左权的命令，立即带一个排五十多人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占住高地。时，日军已到山下。警卫连五十多个勇士待日军爬到半坡，各种连发武器一起开火，日军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大多被击毙在半坡上。唐连长趁机发动冲锋。好一个老八路，果然以一当十，一百多日军被全部消灭在山涧。八路军缴获轻重机枪五挺，小炮一门。
唐万成返回原地时，见左权左手挥舞手枪，来回指挥部队与日作战。他正要上去拖回首长时，一颗炮弹飞来，“轰”地一声巨响，唐连长悲哀地叫了一声：“十四号！”冲上去，硝烟已散，哪有左权的身影，地上仅剩一滩鲜血。
左权，一九0六年生，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一九二五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二七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年任红军总前委野战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六月任总前委参谋处长。后任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第十三军军长、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全面抗战后，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牺牲时年仅三十七岁。
左权的警卫员赶回，见如此惨景，一阵急怒攻心，昏了过去。
彭德怀率总部机关转移到安全地方，接到左权牺牲的消息，一阵晕眩，继而放声大哭，众将无不流泪。左权在集总五年，那彭大将军与这位参谋长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战友战死，眼前的一桩桩，一幕幕，使得这位咤叱风云的一代大帅睹物思人。如今，物在人亡，他好不伤惨。罗瑞卿见首长悲愤到了极点，苦苦劝说。好不容易止住了眼泪。不因为这，有分教：叱咤风云，万千巨浪由此处起；马革裹尸，民族英雄与世长辞。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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