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重庆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接到杜聿明从缅甸打来的电报，说英军已在日寇的进攻下撤退，中国军队奉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命令，掩护英军撤退，现国军面临日军四面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而史迪威却命令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攻击。为防止国军在缅甸全军覆灭，杜聿明求救于委员长，请他以中国战区总司令长官的名义，阻止史迪威的无理命令。
杜聿明字光亭，一九0六年生，陕西米脂县人。黄埔军校一期生。一九二七年时任旅长。蒋中正第一次下野时，杜聿明受牵连被解职回乡，靠友人的资助过日子。蒋中正复职后恢复军职。杜与陈诚、胡宗南同被委员长器重，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杜聿明现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长。史迪威是中美英三国代表谈判时所定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中正为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到中国后，指挥国军的三个整编军开往缅甸抗日，也不知怎的，开初，委员长还与他合得来，后来，两人在指挥上发生了分歧，再后来二人竟有了矛盾，而且越来越深。委员长看了杜聿明的电报，回电杜聿明，要他按中国军队自己的一套战法与日对战，不要无原则地服从一个外国人。
噫，那杜聿明又何时去了缅甸呢？又怎么会与美国将军史迪威发生如此大的分歧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另一路日军进入东南亚。正如前文所说，日军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泰国，十天就灭亡了菲律宾。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占领香港。这是一九四一年的事了。到了一九四二年的一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爱尔兰，二十九日占领所罗门岛，二月五日占领新加坡，三月五日占领荷印（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七日进入几内亚，九日占领马来西亚。在整个侵略过程中，日军损失一千五百余人，飞机三百八十余架，战舰四艘，占领了三百八十六万平方公理的土地，一亿五千万人口。
此时，在欧洲战场上，苏德两军的精锐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争夺战，尽管德军作战勇猛，但斯大林也在莫斯科集结了重兵。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苏联红军成功地将德军牢牢地钉在莫斯科，战局对苏联越来越有利。
接受中国政府的呼吁，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签订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中国同意派一支部队到缅甸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华盛顿协商，决定了成立中国战区，战区包括整个亚洲的东南亚和中国、蒙古等，由中国战区统辖，蒋委员长任战区总司令长官。从这时起，中美英三国军事同盟正式结成。
亚洲的东南亚，不少岛国都是英美的殖民地。其中，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占地颇多，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将亚洲的岛国一起攻占。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缅甸。又因英国在缅甸驻有很强的军队，因而，日英两国的直接对抗也就形成了。对中国来说，东南沿海通往外界的通道早已被日军封锁，日军占领海南岛，又将华南沿海通道封锁死，而缅甸则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了。当然，通往外界的路还有苏联，但苏德战争此时打得难解难分，莫斯科的巷战打得十分惨烈。半年多来，苏德两军相持在那里，现在谁也奈何不了谁，哪有余力来支援中国的抗战。如今，日军进军缅甸，中国军队理所当然地要保护这一通道。
中国和缅甸本无高山大河所阻。中缅公路在一九三八年修复，由于日军的干扰，英国政府一直屈服于日军的压力，这条公路实际上已关闭。汪精卫叛逃后，日军以为在重庆的蒋中正也要步汪的后尘，因而，多次进行诱降，而英国政府从中进行胁迫，并于一九四0年重新封锁了中印公路。对于英国政府的落井下石的小人之举，蒋委员长十分气愤，当即在广播电台上发表了措辞极为强烈的声明。他在声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滇缅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既无异于英国帮助日本，迫使中国屈服，其结果是必然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然牺牲中国在远东的地位。”委员长在声明中，作了如下的结论：“如果英国有此行动，余可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的结果。其本身亦将受到其严厉的惩罚。”正如这位政治家、军事家预料的那样，英国对日本政府的献媚，日本政府不仅不领情，还于当年的九月抛出了“大东亚共荣圈”。并派兵进驻越南、泰国，兵锋直指缅甸。英国政府见此，连忙指示驻华大使拜会了蒋委员长，主动提出开放滇缅公路，对这位老牌的帝国主义，委员长面上出现了讥讽之色。英大使虽未遇到冷遇，但见委员长的中国军队对日作战非等闲可比，只好恭敬相待。委员长也需要开放滇缅公路，见英大使如此，给了英国政府的台阶下。
根据英国方面提出的中英两国共同保卫缅甸的要求，委员长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也包括了杜聿明、侯镜如等高级军事将领在内的赴缅代表团到缅甸考察。考察团于一九四一年的二月出发，历经三个月，回国后向委员长提交了《中国缅印公路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提出了关于中英缅三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建议》。两个月后，中国军方再次地向英方提交《中英缅共同防御意见书》，但英军竟置之不理，一直拖到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才正式缔结抗倭联盟。
几天后，也就是一九四二年的元月一日，反法西斯盟国二十六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共同宣言》，并且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其余二十二国依第一个字母顺序作排名签字。中国作为主要的抗战国家，列为联合国四大国之一。一月三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提议，蒋中正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统帅中国及东南亚所有的抗日军队。同时，罗斯福还推荐美国中将史迪威为战区总参谋长，具体指挥战事。
这年的史迪威刚满六十岁，他曾在中国学三年的中文，在美国驻天津部队中曾任参谋长、司令官，又任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一九三九年回国任美国第三兵团总司令长官。这位中国通很熟悉中国的抗战。对中国的抗战，他还有独特的见解。但他与委员长的合作，竟十分的不愉快。
这又是为何呢？你道那美国总统罗斯福看中的是蒋委员长个人？他看中的是中国军队的作战勇敢顽强。罗斯福总统要借助中国军队去打仗，而并非要蒋委员长指挥缅甸的战事，当国军进入缅甸后，却不让委员长过问中国派出的军队的情况。从委员长的性格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显然不能容忍。对此事的形成，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应付主要责任。当史汀生把罗斯福的决定告诉史迪威时，史迪威出于对委员长的了解，对担任此职有畏难情绪，并向史汀生提出了由他全权指挥中美英三国军队的要求，当时在座的还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两人都表态支持史迪威的工作。
由于有上司的支持，史迪威走马上任。
中国的抗战，是以弱对强，其本身就带有打游击的性质，史迪威难以胜任这样的指挥能力。
一月二十日，日第二十五军司令长官坂田祥三郎指挥本军，进入缅甸。二十五军编制较大，下辖五个师团，总兵力在十五万人以上。坂田兵分三路。第一路从泰国经缅甸毛淡棉前进的是两个师团。中路沿仰缅公路西进的是第五十师团。另一路进入缅甸首都曼德勒向英军发动进攻的是第三十三师团。东路还有第十八师团作为预备兵团。大军压境，缅甸全国性告急。
蒋委员长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长官后，接到缅甸告急的第二天早上，约请中美英三国代表何应钦、勃兰特、魏菲尔共进早餐。席间，谈起缅甸战事，委员长主动表示，如果英国需要，中国可以派出八万人的队伍赴缅作战。狂妄的英国代表魏菲尔则称：“如果贵国军队解放了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夫人美龄将魏菲尔的话翻译给委员长和何应钦听。勃兰特大惊，认为委员长会马上翻脸。哪知委员长非但不生气，反而笑着对夫人说：“你告诉他，邱吉尔首相与阁下相比，谦和得多，滇缅公路的开放，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这明明是在揭邱吉尔的疮疤，魏菲尔想翻脸，见委员长一脸祥和，又正气凛然，他哪里敢，又被夫人一片声地请用早餐声打断，何况他也深知这位中国元首也非轻而易举就能对付之人，只好红着脸，不再吱声。
快到午饭时，缅甸英军总司令胡敦向重庆的告急电文就到了英国军事参赞处，使馆武官参赞哈浦生要求见委员长。时，委员长也知这一消息，使侍卫回：“委员长外出，请贵方代表同魏菲尔大使一道找何参谋总长。”哈浦生着急，慌忙来到何应钦处。正好，何总长正与魏菲尔、勃兰特商量美援的问题，见哈浦尔急急忙忙地跑来，忙问何事。哈浦生把事情讲了，并请求中国军队出兵救援，何笑而不表态。狂妄的魏菲尔生怕事情传到邱吉尔处，十分尴尬地坐在那里。
不久，缅甸首都曼德勒又告急，委员长立即命令早已准备好的中国远征军出滇赴缅，时史迪威已到重庆，便投入到缅甸的作战指挥之中。
中国远征军是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组建的，作为一代军事大家的蒋中正，在珍珠港事件中已意识到中国军队远征缅甸作战已不可能避免。因此，事先组建了远征军。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官是卫立煌。一个月后，罗卓英接任，副司令官为杜聿明，下辖三个军九个师的编制。主要有：
杜聿明的第五军，下辖戴安澜的二零零师，廖耀湘的第二十二师，余绍的第九十六师。
甘丽初第六军和张珍的和六十六军。孙立人的第三十八师在张珍部。
远征军的三军九师建制齐全，一律的美式装备，对付日军也算是旗鼓相当。在轻武器的装备上还略胜一筹。其中的第五军为机械化装备最精锐的部队。
杜聿明在一九三八年时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师的师长。同年底该师改为军。杜为军长。在桂南战役中，杜军一举消灭日寇中村正雄的第十二旅团四千多人，震动抗日战场。杜成为抗日英雄，国人称颂。而部将廖耀湘是黄埔第六期生，与戴安澜同在杜手下为将。第六十六师师长孙立人是宋子文任财长时组建的税警团，孙任团长。孙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孙作战勇敢，在淞沪战役时负伤十三处，却坚持战斗。一九三八年，他回到税警团。四一年十一月该团上升为师，孙立人为师长。这次孙部编为远征军，赴缅甸作战。
蒋委员长援缅作战，是从整个战局来考虑的。因此，这支远征军不仅在装备上，军官的配备上，以及战士的素质上，都是第一流的。其部为“三．三制”的建制。其阵容也比较大。每一个师都有近万人。三个军的人数超过八万人。鉴于这支队伍的特珠性，史迪威在明里暗里都想控制这支部队。很明显，在指挥上就会造成混乱。至于英国方面，则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英军见日军攻得很紧，英内阁已不想将缅甸这个联邦成员国继续搂在怀抱了。英国急于要中国出兵缅甸，并非为了协同作战，而是为了掩护自己逃跑。对于中国远征军来说，随时都有被出卖的危险。
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蒋委员长命令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开拔到缅滇边境车里，第四十九师驻畹酊，受英国驻缅甸军总司令官胡敦指挥。五天后，委员长又下令第五军、第六军准备入缅。杜聿明的第五军开拔到离边境两百里外的保山时，日军进入缅甸已有十多天了。各战略要点已被日军占领。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军队进入缅甸，此时的英军处境十分危险。国军第六军到芒市、尼陵一线，等待英军派人来接。第五军入缅时间则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二月十六日。考虑到整个抗战大局，蒋委员长只好硬咽下这口恶气，于三月一日赶到腊戍，为第五军送行。第二天，杜聿明部将戴安澜率二零零师从中国云南下关出发，三月八日到达同固，开始接管英军防务，保护缅甸首都曼德勒的安全。
有了中国军队接防，英军便于三月二日全线撤退，而日军则紧跟不放。为掩护英军突围，中国军队前锋与日军侦察部队不期而遇，双方一触即发，在皮尤河南十二公里处展开激战。第二天，一大队日军在皮尤河进入远征军的包围圈，大部被击毙，残敌逃走。
杜聿明的先头部队戴安澜部将英军防务接下来，日军便向同固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根据杜聿明的命令，戴部的任务是阻止日军向仰光进击，保卫首都曼德勒。这是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与日军的大规模作战，因此，戴师长十分谨慎。在战前的会议上，戴安澜部署了各旅各团的任务后，命令各级军官立下遗嘱。他说：“我军在异国他乡作战，战场上瞬息万变，谁也不能保证生还。为了使战场上随时有人指挥，必须预先立下遗嘱。我第一个立下遗嘱：‘如果我战死，由副师长接替我的职务，指挥全师痛击敌人。如果副师长战死，参谋长接替指挥全军的任务。如果参谋长战死，由第一旅旅长接替指挥职务。’各团也要在阵地上立下遗嘱。诸位，日本人把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这才叫做圣战。只有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才是将军之荣耀，为保家卫国，誓死如归。”众将都豪壮地立下了遗嘱。
日军第十五军系精锐之师，有空中力量的配合，还配有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作战时完全可以立体地进行。中国的远征军只能平面作战。尽管如此，戴师仍十分勇猛顽强。战至二十四日，攻守双方的伤亡十分惨重。但戴师阵地一点也不动摇。下午，日军见正面阵地上难讨便宜，一部份日军移动，进攻同固的飞机场。飞机场的远征军仅有国民军一个营的兵力把守。在大量的日军涌来时，该部拼死抵抗，打退日军两次进攻后主动撤离。戴安澜见飞机场失守，急电杜聿明，同时决定放弃鄂克春、坦克塔阵地，固守同固。
又经过两天的激战，同固已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中日两军在同固展开珠死的肉搏。到了二十七日，日军占领了同固部份地方，戴安澜下令划片，各部包干守卫。正危急时，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杀了过来，双方在同固地区反复拼杀，战局才稳定下来。第二天，余绍的第九十七师也移向同固。杜聿明命令三个师发动攻击，但由于军士不服水土，攻击的目的没有达到。杜聿明调整部署，再度攻击，突接史迪威的命令，第五军移向叶达西，再进行反攻。
这时，戴安澜的二零零师粮弹快尽，而从仰光登陆的日军已向同固地区包抄而来，戴师面临全师覆灭的命运。杜聿明命令戴师二十九日乘日军未大至赶快突围。但这一突围命令传到史迪威处，史迪威根本不同意戴师突围，反而命令第五军攻击日军。一时间，杜聿明倍感焦急。但杜也是一名重要战将，稍一思索，仍命廖耀湘从两侧强攻日军，以掩护戴师强行突围。同固战役就此结束。
甘丽初的第六军第五师陈勉吾防守罗衣考，在日军两个联队的攻击下，于三月一日撤出罗衣考。日军进入棠吉、罗利姆一线。但与中国军队相反的是一向被誉为“日不落”的英国皇家陆军，在西路与日军一接触便溃退，日军趁机强攻。四月十七日，英第一装甲师第七装甲旅七千余人及其装备，在仁安羌被日军一个大队包围，竟束手无策。
远征军总司令长官罗卓英拟定的平满战役也因英军的毫无抵抗力而取消。
仁安羌英军告急，第二十六军军长张珍命令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部从乔克巴两百里以外的地方赶来援救。中日两军在仁安羌周围展开大赛跑，双方的增援部队上至首长下至伙夫都在拼命地跑步。孙立人的部队终于赶到了前面。两军再次激战三天三夜，日军不支而退。孙立人打扫完战场，将一千多具日军尸体火化。
同固和仁安羌两个战役，英美两国领袖和军队首脑不得不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一向骄狂而又野蛮的日寇，被杜聿明的三个师的神威所震慑。现在，远征军以相同的兵力与日军作战，而日军却大败亏输，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至于沿滇缅公路进攻中国，消灭中国远征军，只能在梦中去实现了。那“日不落”的英军，方醒悟到中国军队的能征善战。然而，正是这“日不落”军队在中国军队与日军苦战时，其指挥官胡敦却指挥其部队退出战场，驻于缅北。英军的这一撤退不要紧，中国的远征军便成了一支孤军。
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如果按杜聿明的设想，还可以与日军背水一战。但问题却不在这里，远征军总司令长官罗卓英与史迪威在发布命令上却出现了混乱。作为远征军的总司令长官的罗卓英，他不愿看到本国军队的将士过多地躺在异国他乡，成为孤魂野鬼。因而，每次用兵都十分小心，尽最大努力地做到万无一失。史迪威则不然，他国军队躺在第三国大地上，他又会感到痛惜？因而，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只要对英军有利，他就要维护。自然，罗和三个军长就不一定非要听你史迪威的了。也是恰当有事。这一日，史迪威同罗卓英同时命令第五军的三个师集中曼德勒，准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此时，第五军的坦克、工兵、骑兵及其运输部队已按杜聿明的命令，于四月二十八日成功地返回祖国。二十九日，日军攻陷缅北重镇腊戍。滇缅公路被截断，日军乘胜攻击，几天后就占领中国边境城市畹町，并向尼陵进攻，中国西南告急。
杜聿明接到史迪威与罗卓英的命令，要他与英军联合进攻曼德勒。杜认为会战的时机已失，再发动会战，实际毫无意义。而史与罗又坚持要战，这本身就发生矛盾。史迪威的命令他杜聿明可以不听，但罗卓英的命令杜不敢不听。杜聿明感到非常危难。这时，廖耀湘向他报告：“英军已放弃阵地，跑了。”听了这一消息，杜聿明不禁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大怒地说：“卑鄙无耻之极，他英国人才是人，我中国人就不是人了。不要听他史迪威的。准备撤退。”他命令余绍断后，亲率两个师撤离战场。临行时，他对参谋长说：“史迪威是我战区的总参谋长，如果他有不测，对抗战有副面影响，你要负责他的安全。”参谋长亲自带一个加强排来到指挥部，哪里去见史迪威的影子。杜聿明大吃一惊，生怕有失，连忙命令寻找。他杜军长又哪里知道，此时的史迪威和罗卓著英已脱离战场，到达印度的英帕尔去了。史迪威是一个美国人，去了就去了，但罗卓英作为远征军之统帅，确是他一生中很不光彩的一件事。
这时的杜聿明部，已被两股庞大的日军夹在中间。为了全军的生存，杜聿明命戴安澜率本师北撤，路遇日军，戴率部拼命撕杀，不幸一颗流弹飞来，直奔戴师长肚腹，他站立不稳，倒在了血泊之中。按事先的遗嘱，副师长高吉人代理师长职务。高吉人命令抬着戴师长，沿着杀开的血路，冲出日军的包围。等到高吉人来到戴师长的身边时，戴安澜已奄奄一息，由于无药可治，这位远征军的师长，痛死在回国的路上。杜聿明闻戴安澜战死，一阵昏晕，继而放声大哭。该师在高吉人的指挥下，力尽饥饿、疾病和野兽的袭击，穿过茫茫的原始大森林，终于在六月七日到达腾冲，全师一万多人，生还回国的仅有四千多人。
杜聿明见二零零师南撤到安全地带，便将远征军第五军的处境向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作了报告，也就是本回开篇所说之事。委员长看了杜聿明的电文，十分气愤，电告杜聿明回国。
杜聿明接到委员长的命令，立即命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分别向北撤退。九十六师向密支那方向撤退，五月九日，在加曼地区受到日军的追杀，杜聿明只好命令改道经孟关一路撤退，在没有人烟的野人山一带的原始森林中，无粮，只好采摘野菜、树叶充饥。生病、受伤、饥饿袭击这支部队，很多优秀的军人倒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看着部队一天天地减少，九十六师师长余绍心如刀绞，他与士兵一道，互相搀扶，一直到八月十七日才回到滇西剑川。
第六、第六十六军在缅北地区担任保卫远征军后方的任务。因日军迂回于中缅边境。两部对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也被挡在缅北地区，无法撤回。可怜这两支部队，在当地，言语不通，地形不熟悉，气候环境又异常恶劣，粮弹得不到补充，却坚持与敌周旋，直到九月五日才冲出重围，回到滇西碧江。
第五军军部机关和第二十二师步行北撤，与九十六师所不同的是在原始森林中遇到山洪爆发，粮食早已断绝。杜聿明同所有的将士一道，每到宿营地，便亲自一起挖野菜，采集树叶、草根度日。这一支部队也是历经千辛万苦，沿途留下不少将士的尸骨。一路上，饥饿、疾病困挠着这支部队，仅半个月，二千多将士便魂留外国。委员长知杜聿明北撤本无路，电告他撤往印度，又请求美国运输机空投粮弹和药品。七月二十五日，杜部到达印度利多。
孙立人的第三十八师，已得到罗卓英的命令，率部撤往印度利多。
至此，中国远征军没有完成预定的作战目标，回国途中，又困死、饿死、病死者众。出发时的八万多雄兵，回到国内仅四万余人。虽然如此，历史却给远征军以极高的评价。
杜聿明的第五军回到国内，委员长亲自偕夫人慰问。他称赞“损兵不损志，败军不败威”而悲壮的远征军。
且说蒋委员长对远征军以极大的安慰后，回到委员长官砥，准备召见美、英代表团，突接胡宗南电报，说毛泽东在延安已在垦荒种地，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委员长一惊：他毛泽东哪样事情都做得了。连忙电告胡宗南：“密切注视毛泽东、林伯渠等人的情况，有消息立即告诉中央。”
毛泽东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原本是二十二个县的区域，自胡宗南进入黄河防守后，又丢失了五个县。到了一九四一年的五月，已发展到二十八个县的区域。由于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比起其它地区来，当然要好得多。
边区以高岗为党委书记，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高林二人也非常重视边区的建设。现在，边区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很快。边区政府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边区不仅成立了参政会，而且各种民间组织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中共中央的张闻天、毛泽东多次到这些组织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还在一九四０年的一月，陕甘宁边区就召开了第一届参政会。这届参政会是由民选产生的。参政会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林伯渠为副议长。后，又进行了边区政府的选举。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毛泽东在参政会上提出边区建设的方向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式”。边区的实施纲领是：
（一）大力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的生活。
（二）发展国防教育，办好初级和高级的学校，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标准。
（三）大力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的训练。
不久，毛泽东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对边区的建设提出了全方位的主张。他说：“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致。”第二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特别是经毛泽东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共十条，明确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并对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份子等方面的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对政权建设方面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纲领》是这样对边区政权规定的：“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选举中确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举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职员有三分之二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有人怕“三.三制”原则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在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策，都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和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中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提出的各界人民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就叫做三民主义政策，这是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政策.。”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呢？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无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及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事情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非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由于第一届参政会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全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在第二届参政会上提出：“这次参政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非党人士担任。”
毛泽东事前的讲话，第二届参政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高岗为参政会议长，开明人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李鼎明为副主席。在选出的十八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名，超过了三分之一的人数。徐特立见此，立即申请退出。最后按得票的多少，改补一非共产党员人士为委员。
那林伯渠生于一八八六年，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湖南临澧人。宣统元年（即一九０五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五加入中华革命党，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一九二０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上海小组。国民党“一大”时被选为中执候补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一九二五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兼监察委员。参加了中共领袖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二八年赴苏联莫斯科学习。三二年回国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西安事变”时任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总代表，现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毛泽东的这一措施，使陕甘宁边区的中间人士一下子偏向共产党一方。
“三．三制”在边区的实行，使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李鼎明曾用数字来形容边区政府：“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的事情，八没有萎菲不振之气，九没有吃摩察饭，十没有发国难财。”
毛泽东还电示其它边区到陕甘宁边区吸取建设边区和巩固边区的经验。彭德怀、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罗云桓、刘少奇等都派人到陕甘宁边区学习管理。
在抗战期间，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鉴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中央以及军队的地位逐日上升，成为中共实际上的第一领袖。毛泽东和张闻天早就有商量，在抗日各地设有中共党的分局。共设置的分局还有：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西北局，高岗任书记；北方局杨尚昆任书记。以后，毛泽东又将西北局改为中央局，边区的党政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到中央局领导之下。中央局的书记为高岗，副书记为谢觉哉。常委有肖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安排他到边区进行指导，进常委，任副书记。
百团大战后，国共两党的军队摩擦加剧。不久，国民政府停拨第十八集团军中八路军军饷。而新四军的军饷早在皖南事变前已停拨了，胡宗南做得更绝，将陕甘宁边区封锁起来。由此，毛泽东进入陕北后，迎来了经济上最困难时期。
这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国民政府停发军饷已有几个月了。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已与外界中断。而这一年，边区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蝗灾。这时的边区，无钱花也无粮吃。
陕甘宁边区有二十八县之多，处于西北贫脊之地。地广人稀。整个边区人口还不足二百万人人。要保证一万多军队和中央机关的经济运转，显然困难的。天渐渐地冷了，战士仍身穿单薄。真可谓冷饿交加。这天，毛泽东把高岗、林伯渠和肖劲光找了来，他对三人说：“你们三人中，一为边区书记，一为边区主席，另一人则为留守兵团总指挥。而我们到陕北，快满六年了。我们来干什么？是来革命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都想困死我们，当然也想饿死我们。你们说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你们同意哪个办法。第一，革命是革不下去了，大家解散回家，免得在这里挨冻受饿。第二是不愿散，找别人要去，别人又不给，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团结一条心，共同克服困难。”这一段话，通俗易懂，又风趣。三人不约而同地说：“当然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笑了，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种办法了。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你们下去后，立即组织机关干部，进行垦荒。边区的工作人员，只要无硬任务，都要参加。”稍顿了一顿，毛泽东对高岗说：“边区政府要花大力气进行精简。‘精兵简政’是李副主席提出来的，几个月了，你们必须认真落实。”又对肖劲光说：“部队屯田垦荒，三国时就有过。你把部队调整一下，能否抽出一部份人员在驻地开荒种地。”肖劲光答应着去了。
毛泽东又把李富春找来，与他商量解决部队缺粮无棉袄穿的问题。李富春建议启动紧急时的储备资金，先买粮买棉，把今冬过去。今冬立即开荒，解决部队的给养。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
李富春走后，毛泽东让胡乔木将张闻天请到自己的窑洞来，商量解决渡过难关的问题。那张闻天自六中全会后，已把毛泽东当成当然领袖，自己的见解，都先与毛泽东商量。毛泽东所作出的决定，张闻天都予以支持。因此，六中全会两年多来，他把自己放在了协助毛泽东工作的地位上。这次见毛泽东派胡乔木来请，连忙丢下手中的工作赶来。二人相处已几年了，谈起工作也很随便。这次毛泽东请他来，主要是就渡过边区的难关谈谈自己的设想，也顺便把自己与朱德、林伯渠、任弼时、谢觉哉谈话沟通的事作通报。
噫，朱毛何等亲密，为何要沟通意见呢？朱毛在井冈山就有一次纠纷，后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正确性。因而朱毛关系一直到现在也非常好。这次沟通意见则是扭转边区的经济困难上产生的意见分歧。
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高岗、林伯渠、李富春、任弼时、朱德五人组成财经委员会。林伯渠任主任。由于在如何才能摆脱难关所采取的措施上，任朱的意见与谢觉哉、林伯渠的意见立生了较大的分歧。政治局委托毛泽东分别找四人炎话，消除意见。
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他的伟大就在于做每一件事都要既讲原则又讲策略。中央的领导干部都很尊重他。毛泽东分别做上述四人的工作，特别是谢觉哉，他四次登门拜访，方将这位谢老说得心服口服。
毛泽东对张闻天说：“洛甫同志，谢老，朱老总、高岗和弼时同志，对边区经济建设都有独特的见解。我觉得，几个同志的出发点还是很好的。他们都想把边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由于对所持的观点的保留，产生了一些分歧，这完全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缺少经济管理的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缺乏把握感。所以，更应该加强研究。我已分别找了财经委的几个同志，他们都提出了忠恳的意见。后来我又专门与李富春同志作了探讨。富春同志还提出了集结边币三千万，发展贸易。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现在就请你这位明君来拍板认可了。”张闻天说：“老毛，就按你的思路去做，我完全支持你。”毛泽东说：“那就以李富春同志牵头，负责边区的财经工作。高岗同志主要抓边区党的中央局工作。这样的调整，我还得与谢老、朱老总以及其它同志协商。”张闻天说：“有你老毛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明天有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不如由你提出来，大家决定后就执行。”毛泽东说：“很好。还有一个问题，也想和你商量一下。”说着，他伸出两个指头，说出一个人来，张闻天不禁傻了眼。有分教：抗战上将军，来当垦荒王；荆棘南泥湾，变为米粮仓。未知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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