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张群回到外交部，接上海报告：“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一水兵在公共租界被打死，另有两人被打伤。日军已出动装甲车封锁闸北交通，现正在抓捕我公民，外交上可能遇上麻烦。”张群吩咐：“你们要密切注视事件的发展，立即展开调查，弄清事实真相，以便向日方提出交涉。”
蒋委员长也听说上海出了事，便招见张群。张群建议如果谈判失败则准备武力相向，让日本人尝到利害。但此时的委员长仍然不愿马上主动与日展开全面战争，只是提醒张群在交涉中执强硬的态度。张群几次约见日大使，川樾茂予以拒绝，并提出要面见委员长。
听了张群的汇报，委员长在行政院会见了日大使。在委员长眼里，川樾茂是那样的温良恭俭让，而一旦谈起事来，便露出了强盗的嘴脸。此次会唔，委员长对日使感到十分厌恶。他对日大使说：“中日间的一切问题应该根据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三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从容协商。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提出不超过三原则的要求，具体地解决问题。”委员长明确地告诉他：“任何以武力相要挟，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都不可能实现。”会见时张群在座。日大使走后，委员长对张群说：“今后，外交上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后调整国之最高限度。”
以后，张群又约见日大使四次，见中国外长的强硬态度，日大使感到震惊。
然而，日寇忘我之心不死。到了十二月二日，青岛日本纱厂纺织女工举行罢工，日海军公然进行镇压，并且冲击中国地方政府办事处，打死打伤中国工人多名。张群闻报，紧急约见日大使。二人进行了双方最后一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谈判。日大使恶人先告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备忘录，向张外长提出谈判条款，并说如果谈判破裂，中国政府应承担一切责任。张群大怒，当场予以驳斥，并声明：“川樾茂大使所朗诵的文件，其内容与历次会议情形严重不符，不特有我方向未谈及此事。且对我方重要意见遗留很多。其中有贵大使从来没有提及之事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此种文件。”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各执己见，针锋相对。张外长以特有的事实，雄辩的口才，驳得日大使无言以对。蒋委员长在西安，听此消息，指示张群：“应立即严词驳斥，从速报上发表。”几天后，日本政府发表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公报，并发出战争的叫嚣，声称谈判中断，将以必要的手段强迫中国方面执行。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予以坚决的回击。
委员长见谈判破裂，连忙指示有关方面：“对日交涉恶化，应准备一切，并令军事各机关积极筹备，延长办公时间，勿致疏虞。如日军在北海或海南岛，则一处发动，必涉及各军，引起大战也。”
委员长在对日推行强硬外交的同时，积极筹备军事抵抗。他召集一班战将对形势的发展进行讨论。他的总体设想是：以四川为总根据地，长江以南武汉、南昌为作战根据地。长江以北的太原、郑州、洛阳、西安，作为战略根据地。在军队的编制上，委员长下令务必在短时期内全国军队集中训练六十个师，并任命陈诚为陆军整理处处长。同时又整理炮兵、骑兵和工兵部队，提高进行现代战争的作战能力。鉴于敌强我弱，委员长进行了军事部署。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沿岸和东南沿海等地修筑了要塞，增强防务。在军事装备上，委员长着重对兵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有的兵工厂机器陈旧，需要更新，委员长在国外购置了新的设备。对现代化的工厂，他进行了扩建。在弹药生产上，他也暗中引进一些新式机器进行装配。在祖国的腹心，他已大量地建设兵工厂，又大量地把沿海军事企业内迁，为长期抗战作准备。委员长还对交通进行了网络建设，在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和西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公路。
委员长在战前所做的这些准备，对抗战时集结兵力、调动部队、运送物资、保证供给，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委员长的这种爱国之举，实属不易。历史证明了他积极备战，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当其功，成为历史的伟人。
然而，时间已推至一九三七年之春，新年伊始，他却接到了外交部长张群的辞职报告。作为盟兄盟弟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和长期凝结的友谊。委员长心里感到悲苦。他也知道张群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一年多的外交生涯，他饱尝了辛酸和苦辣。与日寇的斗智斗勇，他赢得了外交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国外长与日寇使者面对面的斗争得到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界人士普遍的赞扬。虽然，张外长在与日寇持强硬态度并没有阻止对中国的侵略，但他却大长了中国人的气慨。张外长的辞职，也包含了诸多的哀怨，见张群主意已定，委员长只好同意。但他又对张群说：“岳军，非是中惧日恐日，但此时对日作主动的宣战还不是最佳时机。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也要作多方面的准备啊。历史会对我在对日处理中公正地评价的，你为一代英才，此时辞职愚兄感到遗憾。你仍担任外交主委吧。另外，请岳军弟入主中政会，担任秘书长工作。”时，委员长已从西安回到南京有一月余，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对张学良、杨虎城十分恼怒。但事已至此，他只好腾出手来，准备全力联共抗日。
张群担任外交部长仅一年又三个月，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后，张群官至中政会秘书长，国防会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在国民政府极其危急之时，他回家乡主持西南防务，为中央政府控制四川和各路川军的稳定、维持崩溃的政权起到了暂缓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军事集团重开战端，国民军大败亏输，蒋总统移住台湾，张群仍为蒋总统重要的助手之一。一九九0年，张群在台北去逝，享年一百0一岁。
张群辞职后，委员长只好另选他人为外交部长。几天后，张群去看望张学良，二人长谈，视为知己。这天，从广州来的陈济棠上任为军事参议院议员，张群前往会唔。陈、张二人都健谈。二人结为友好。委员长见张群主动调解中央和两广的关系，也很高兴。
前文曾说，两广呈半独立状态，陈济棠又怎会放下“南天王”的宝座到中央任职呢？这还得从胡汉民病逝说起。
胡汉民在党的“五大”时被选为中执委主席。开初，汉民在广东。成为两广实力派堵截南京政府武力解决两广的门神。作为先总理的接班人，他不愿象汪精卫那样成为“多变的角色。”“四大”时，他被选为首席中常委，但他既厌恶汪，又不信任蒋，因而羞与为伍。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成立后，两广呈半独立状态，汉民既无法左右两广局势，也改变不了中央目前的人选。但汉民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确实是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有理论基础，有资历，威望也高。两广在陈济棠、李宗仁拥兵自重的状态下，他只好不过问两广的事，并移居香港。但他并没有闲着。他创办了《三民主义》月刊，并亲自写稿，回忆自己与先总理的革命历史。他撰文披露的史实，为国民党的党史研究者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委员长曾派孙科、王宠惠到香港探望，劝他放弃个人恩怨，到中央任职，胡皆婉言拒绝。
在剿共和抗日上，汉民主张南军剿共，北军抗日。达到剿共抗日两不误。这与汪精卫的只剿共不抗日大有异处。委员长坚持“攘外先安内”以回答。
汉民具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刚回到广州时，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便跟到了广州。土肥见了汉民，劝他组织独立的国民政府。汉民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日本特务要分裂中国的阴谋。他义正词严地说：“本人与蒋先生意见不同，实系本国之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预。如谓本人欲组织政府，尤无此意。如出自贵国政府之口吻，实所不解。”汉民移居香港后，日高级军官松井石根找到他，提出了与土肥同类的建议。汉民一口拒绝，为此，他还发表文章和谈话。谴责日寇的阴谋，并严厉地抨击了汪精卫的不抵抗政策。当爱国民主人士将反汪反蒋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文件递给他，征求他的意见时，汉民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五大”前夕，邹鲁出面斡旋蒋、胡关系，汉民接受好友的建议，出国考察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再回南京任职。
党的“五大”召开，汉民当选为中执委员，大会致电与他，欢迎他回国旅行新职。五届一中全会，汉民当选为中常会主席，主持党的全面工作。汉民对这一职务感到满意，与委员长的隔阂也消失了很多。而蒋委员长的大度有两个方面：一是汉民威望高，二是有胆识，对日骨头硬。
汉民出国的最后一站是法国。此时已担任中政会主席的汪精卫正在此治疗枪伤，两人皆为先总理赖以信托的人，因廖仲恺被刺杀而涉嫌。从此二人耿耿于怀。广州非常会议，汉民对汪的人格更是看不上眼。两人同学同乡又同在异国他乡，并同时为党的领袖，竟互不理睬，可见汉民对汪成见之深。
汉民回香港之时，司法院长居正，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怆已抢先一步到香港迎接。汉民打算到京赴职，不料李宗仁、陈济棠坚决反对。为人正直，与李、陈二人患难与共的他，不愿背友，因而寻求中间途径，想找一条使李、陈、蒋都能接受的方案，然后回南京就职。更为重要的，他了解蒋委员长，他要想方设法，使自己在任职时将蒋治服。因此汉民以体弱为由推辞北上。哪知这一拖，竟达数月之久。五月九日下午，汉民应妻兄陈融之邀请，到其家作客。晚饭后，汉明心情很好，与陈融的好友潘景夷对弈。晚八时，汉民突然晕倒，送往医院珍为脑溢血。两小时后，汉民醒来，自知大限已到，对邹鲁、萧佛成、夫人陈淑子、女儿胡木兰等人口述遗嘱。现摘录如下：
余以久病之躯，养病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谁料归国以来，外力日渐伸张，抵抗仍未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剧增加，势将不起。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视目前情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澄清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以吾党忠诚同志，切实奉行三民主义，以完全本党救国之使命。
汉民说到最后，虽声音逐渐低微，但仍最后一次重申了他的政治主张：“抗日、反共、倒蒋”的三民主义连环性。虽经医生全力抢救，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七时四十分病逝，享年五十九岁。这是继孙总理后，国民党又一位元老病逝。
现中常委主席胡汉民已病逝，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在法国治枪伤，而两个副主席又都是蒋中正担任。其实质为党的第一领袖。委员长在南京，接到胡汉民病危的消息，立即派员慰问。这里的人还没走，又传来汉明病逝。为悼唁这位元老，委员长特地派八位大员南下。这八位大员是：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部长居正，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怆，监察院副院长许崇智，中常委邹鲁，中政委李烈钧，中监委张静江，中执委吴稚晖。八位大员南下是参加胡汉民的丧礼。
胡汉民病逝，蒋委员长心里已有主意，两广要真正回到中央怀抱了。看你李德邻、陈济棠还找什么挡箭牌来阻挡中央政令、军令的执行。而与此相反，李宗仁、陈济棠此时确也感到惴惴不安。
自广州非常会议的六年间，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主要表现李、陈二人独掌军政大权，任意扩军备战。由于有胡汉明的撑腰，二人在各自的地盘里行使自己的权力，所属官吏的升迁调动，一手委派。南京中央政府水泼不尽，火烧不到。再加上两广有优越的自然、地理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李、陈二人各自充分利用职权这种优势。在两广，李、陈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税收，保证了军饷的发放，兵源又得到了补充。两广在反共上，与中央基本保持一致。当委员长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时，陈济棠任南路军总指挥，却接受中共的建议，避免了与红军打硬仗、拼实力的格杀。这位曾杀害中共领袖蔡和森、李硕勋的剑子手，竟为自己保存实力放一条大路让红军安全过了防区。而李宗仁、白崇禧更精灵，遇见红军大部队到来，连忙转移。说句公道话，红军能顺利冲破国军的围追堵截，陈、李二人这个忙还是帮得很大的。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陈、李二人在红军长征途中象何键那样主动寻红军撕杀，那中央红军不全部覆灭也所剩无几。
李济深在福州另立中央，作为好友的李宗仁、陈济棠却公开站在中央一边，使“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从成立到完全失败仅两个月的时间。
蒋委员长容忍两广处于半独立状态，并不是智不及李、陈，也非兵不胜李、陈，而是投鼠忌器。因胡汉民在广州，李、陈二人以此作为门神，中央无法下手，委员长知胡十分难缠。现中央八大员到广州，明为祭奠胡主席，实则劝说李、陈二人交出手中的军政大权，完全听中央的指挥。
那陈济棠、李宗仁明知胡汉民死后，两广就不会太平，因此各向自己的智囊团问计，经过充分的讨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央政府的军事重点在西北和华北。也就是说，西北在剿共，朱毛红军在陕北扎营，中央军准备集中兵力聚歼朱毛红军；华北日军咄咄逼人，外交部对日态度也越来越硬，中央政府对日作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李、陈二人决定公开反对中央政府。
那陈济棠虽说为封疆大吏，拥大军十八万，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他却笃信风水和相面。风水先生曾言，陈住的花县芙蓉镇洪秀全祖坟之地，比委员长祖坟溪口镇鱼鳞拗要好得多，因此他断言，陈将成为真正的真龙天子。其兄陈维舟从南京回到广州，对陈济棠说，蒋委员长一脸晦气，委蘼不振，认为必有飞来横祸。而陈济棠则紫气笼罩，帝星高照，一脸正气。广东术士翁半仙又给陈布了一卦，说陈的大运即将来临。陈大喜，便通知广西的李宗仁，自高奋勇地举起反旗。他又哪里知道，此举正中了李宗仁之计，他所联络的宋哲元、韩复榘、何键等地方实力派一个也没有响应。
时蒋委员长正在部署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突然接到陈济棠发来要求出兵抗日的电报，便知其所以了，他对陈诚说：“两广在六月一日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电，要求出兵抗日。二日、四日，李德邻、陈济棠又电告中央军委，内容完全不变。五日，陈济棠又单独发来电文，要求率部出韶关入湘，要求上抗日前线。辞修，你是黄埔俊杰，对李、陈二人此举有何看法？”陈诚回答：“胡展堂在世时，此二人从不提出上前线之事，今展堂病逝，他二人一片声地要求抗日，这不得不使人产生疑问。学生认为陈济棠、李德邻又要扯旗造反了。”委员长笑着说：“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趁还没有与日军全面开战之机，立即解决两广问题。你查一查，两广的兵力怎样？”陈诚说：“不必查了，学生已熟记在心里了。两广现有兵力共三十二万，飞机一百零六架，舰艇三十七艘。其中，陈济棠的粤军共编有陆军五个军，空军六个中队，四个小型舰队。李德邻的桂军共编有四个军，三个空军中队，两个小型舰队。两广军队中，粤军共十八万，装备精良，但指挥上不及李白二人。如果粤桂两军齐反，必下湖南，何键仍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学生还认为，粤桂两军齐反，只要无其它地方响应，不难剿除。”委员长说：“应该无其它军队响应。你去通知戴季陶、张岳军、陈果夫等，明日上午在军委会第一小会议客厅开会商量。”
第三天，委员长官砥的会客厅里，坐满了委员长请来的文武大员。这些人，对委员长都十分忠诚。这些战将中，就有顾祝同、何应钦等。文官当然也少不了张静江、张群、陈果夫兄弟二人等。委员长进入会议厅时，众皆起身鼓掌欢迎。委员长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安后入座。
委员长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作了说明，要求大家分析国内可能出现的情况。张静江说：“两广叛逆已定，如果有附和的，何键倒不可忽视。”委员长问薛岳：“伯陵，你最有发言权，你看呢？”薛岳说：“学生认为何键此时不会反。因为地方实力派中翘尾巴的时候已经过去。现校长恩泽已遍布四方，不会有人再反。”委员长转过头来问张群：“岳军，你的认为呢？”张群说：“现大敌当前，日寇对我华北已着着进逼，全国军民抗日呼声一片，地方实力派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响应叛逆。陈济棠如举反旗，必然败得很快。李宗仁机灵过人，不可能附和陈济棠。李白黄心里清楚得很，如此时跟随陈济棠造反，必然背上破坏抗日的罪名。所以，李宗仁最多是闹一番。至于何键，委座恩结之，命他补充军队，提防粤军北上。同时，委员长电告李宗仁、陈济棠，抗日必须统一军令和政令，未经中央允许，擅自行动者，按军法处置。”
陈济棠在广州接到军委会的电令，连忙请李宗仁商量。李宗仁支持陈济棠出兵，并谎称说湖南何键也举兵响应。陈济棠非常高兴，便发表通电：举兵反蒋。并将粤军编为第一集团军，桂军为第二集团军，湘军为第三集团军。陈、李二人分别就任集团军总司令。当粤军挥师出韶关时，桂军已进入湖南，到中央电令到达时，桂军已逼近衡阳。而此时，中央军大将陈诚也指挥大军进逼衡阳。大战一触即发。
当陈诚再次向中央请战时，蒋委员长则下令陈诚，对李桂军，中央决不开第一枪，而对粤军则以静制动，静观其变。陈诚的中央军处于湘粤桂三军夹击之中，十分危险。突接何键通电谴责两广的反叛行为，陈诚始觉心安。
原来，蒋委员长此时不愿对内用兵，因华北日寇正要发动对华的全面战争，他要防止日寇可能发动的突然攻击。在西北，东北军和第十九路军正全力以赴对中共的红军展开围剿，国民革命军数十万大军正整装出发。而最关键的，委员长的策反工作此时正在发生独特的作用。这是因为张群与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有约，只要粤军动手，余汉谋就会突然袭击陈济棠的后方。而广东空军司令又与戴季陶交厚。郑介民也多次联络。到了本月四日，广东空军四十七名飞行员捷足先登，在司令官黄光锐的率领下驾机飞到南昌。留守广州的中执委、中监委们不顾陈济棠的再三劝阻，飞往南京参加五届二中全会。在关键时刻，第三军军长李汉魂通电拥护中央，余汉谋见时机已到，通电宣布脱离陈济棠的指挥，服从中央调动。这里刚完，粤军高级将领邓龙光、邝文光、张达、李扬敬通电定告服从中央指挥。
可怜身为拥有十八万大军的统帅陈济棠，还没有向对手放一枪，部将大多倒弋，成为孤家寡人的他，只好派代表到南京见蒋委员长，主动提出自己愿意下野。公开反蒋的陈济棠，从六月一日通电，到七月八日下野，仅四十天的时间。
陈诚见粤军未战先败，率中央军向衡阳进军，湖南何键也指挥湘军向广西杀来。李宗仁大惊，连忙率桂军回返广西。委员长见时机已到，以中常会的名义，下达撤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撤消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命令，同时下达撤消第一、第四两个集团军番号的命令。又下令撤消陈济棠的本兼各职。又将广东的国民军编为第四路军，任命余汉谋为总指挥兼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又命陈济棠回南京，担任国防会议委员。第二天，委员长又令李宗仁、白崇禧不得擅离职守，否则军法处置。
蒋委员长在南京，见陈济棠部全部改编，心里松了一口气，正要催促陈济棠到中央上任，侍从室副主任陈布雷将陈济棠下野后主动将军需上交给中央的清单呈了上来。委员长见上面写有：各型飞机五十三架、舰艇五十三艘，编为五个中队。另外在意大利所购军火价值三百余万元，在法国所购军火四百五十万元，帐目余款三百余万元。下面是各种军火的具体情况。委员长看后，问：“布雷先生，陈济棠所列出的清单都清点了吗？”陈布雷说：“陈辞修将军已派人复查。无误。”蒋委员长说：“陈济棠不以成败论英雄，真丈夫也。在反对中央的几个地方实力派中，能将军队、物资、余款等如数上交中央的，仅他一人。”他叫来晏道刚，说：“陈济棠到香港定居前已将所有军需上交中央，并且还把剩下的两个军稳住，还多发了半个月的工资，这已经很不错了，你传我的话，请居正老先生到香港，劝陈济棠到中央任职。中央从此不再提他过去的事。”后，又命陈诚：“广州事已了，你以中央的名义，向李德邻、白崇禧等申明大义，请他们顾全大局，回到中央政府的怀抱。大家都不计前嫌，团结一致抗日。看李、白、黄三人的态度如何。”
李宗仁在广西，见陈济棠的粤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中央军，连忙与白崇禧、黄绍竑等商量。白、黄二人认为，南京势大，区区一广西实在难以对敌，要保住现有的广西，根本方法是立即致电中央政府，表明广西军民愿意接受中央的指挥，一致抗日。李宗仁采纳了白、黄二人的建议，宣布就任中央政府七月十三日委任的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哪知半个月后，黄绍竑、李品仙突然接到中央政府的任命电。任命黄绍竑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李宗仁、白崇禧二人赴法国考察，非招不得回国。当黄绍竑、李品仙二人将委任状交给李、白二人时，二人大怒：“这分明是欺我兵少将微，把我等当猴耍。我等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
广西李、白、黄三人于一九二九年回广西后，努力发展生产，税收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李、白、黄三人在政治上都很开明，经济建设也有独自的建树。虽然很贫困，但在他三人的苦心经营下，广西已非当年所比。日寇侵略东三省，李、白、黄三人抓住抗日这面大旗不放，言论、集会、结社、出版都以此为中心内容，各界在广西开展的救国运动如火如荼。李、白、黄三人内部又形成了同仇敌忾的气忿，外部抗日热潮又高涨，因而吸引了不少的精英前来广西。这样，就增加了广西对抗中央政府的含金量。而广西的军队也由开初的十四个团发展到四十四个团，总人数超过十四万人。
李、白、黄一怒，兵戎相见就会形成。南京中央政府惯用的堡垒从内部攻破对于李桂军来说，已毫无用处。那李宗仁、白崇禧控制下的广西，与陈济棠的广东就大不一样了。桂军最主要的是内部特别团结，就是一个连长也没有被中央拉过去。李、白也是一代军事家、政治家。如果南北两军一旦开战，这仗打起来就残酷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中央政府要负全部责任。本来，五届二中全会已通过了对李白的任命，但蒋委员长听取了政学系主要头目之一的熊式晖的建议，利用改编粤军的机会，彻底解决广西的问题。于是，中央决定逼李、白、黄造反，然后借机予以消灭。在此同时，蒋委员长已命陈诚、顾祝同、汤恩伯、薛岳分别率部经江西、贵州向广西集结。又命何键从湖南，余汉谋从广东，也向广西杀了过来。而云南、贵州两省的部队也向广西移移动。
广西事件迅速惊动了全国。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赶到庐山，劝蒋委员长和为贵，千万不要自相残杀。总参谋长龙云也致电委员长和平解决广西事件。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表《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要求和平解决广西事件，积极抗日，并派云广英为代表，前往广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方略。
党内党外的一致呼吁和平，使蒋委员长放弃武力征服李桂军的计划，为此，委员长来到广州，派刘斐为特使到广西与李、白、黄进行谈判。刘斐的意见与李白黄三人的意见相差太远，无功而返。委员长又派老资格的居正、朱培德、程潜为全权代表到南宁，进行游说、摸底。在南京中央大员也纷纷出面，集中到南宁。宁桂双方终于坐到谈判桌上，并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李白二人要求长守广西，派出部队同白崇禧带领，与日作战。居正则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党只有一个。为坚决捍卫总理的主义，桂方必须交出军政大权，由中央统一指挥。”李宗仁听后，默然不语。第一轮谈判，双方仍有差别。但李宗仁心里清楚，他对白、黄二人说：“最终还是和为贵。不然，我们不仅落了个分裂之名，而且还会被国人说成是破坏抗日。”老资格的居正摸清了蒋、李二人的心理，提出了新的建议。他对李、白、黄三人说：“目前的大局是抗日。李将军与白将军二人中，一人到中央任职，一人在广西不变。这是折衷的条件。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立即上报行政院。”李宗仁沉思了一会，说：“我方没有意见。为了抗日，只能顾全大局，还望居老周全。”听了汇报后，中央军委立即委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到中央任军委常委，黄绍竑留守广西，任军政首脑。李、白二人接受委任状后，宣布就任。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乘专机赶到广州，委员长在陈维舟的桂园接见了他。二人热烈地握手，亲切地拥抱。十年前的盟兄盟弟，久经曲折，又一次高兴地见面了。从此，二人又亲密合作十年有余。
两广和平解决不久，蒋委员长腾出时间制定抗日策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全国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第二年七月，泸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日军向上海发动特大规模的进攻，蒋委员长指挥大军会战淞沪。这天，他刚在作战室看了一会地图，侍从室主任沈昌焕走了进来，报告：“傅宜生将军到。”委员长有些烦恼，说：“他又是为张汉卿的事来。”不因为这，有分教：边关大漠，倭贼丢盔弃甲；一代战将，两朝功勋元老。正是，刚刚平定窝里反，又有窝里出反叛。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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