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蒋委员长听说张群到了，对众人说：“此人回来，必然更加热闹，尔等同我出门迎接。”众人领命，来到大门口，正遇张群下车来。
张群见如此多的文武大员降阶迎接，连忙向众人行礼致敬。委员长握住张群的手，说：“岳军，又是快一年未见面了，中甚为挂念。今日到京，中感欣慰。”张群向委员长行鞠躬礼，说：“委座降阶迎接岳军，甚感惶恐。”委员长说：“岳军不要拘束。你我老同学，又是多年的同志加兄弟，岂有他说。令堂华诞，中未亲自前往拜寿，实感内灸，贤弟莫怪。”张群说：“哪里，就是这样，老母也觉过意不去。此次返京老母千叮咛，万嘱咐，要岳军在委座帐下，效犬马之劳，虽肝脑涂地，也难报公知遇之恩。”委员长说：“岳军言重了。数十年来，你我为革命奔波，图个啥？解万民于水火罢了。现国内，有赤匪未尽剿灭，又有日寇占我河山，奴役我人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号召全民抗日，中现正聚众商量，如何做好攘外安内工作，国内形势复杂，中实感千钧重担难挑啊。正谈论间，不意喜鹊欢笑，人报岳军回，众皆欢悦，一起出迎，这下更热闹了。”众皆欢笑。委员长说：“我等还是接着议论吧。岳军远来，外面事见得多，不如请岳军先说。然后大家再补充，好吗？侍卫，给岳军沏茶来，四川人犹喜欢盖碗茶。”张群躬身致谢，说：“委员长太客气了。张群何德何能，受委座及诸位同志厚爱。”委员长说：“岳军，你从上海来，上海民众对政府报何态度？请不要忌讳，直言不妨。”张群说：“承蒙委座待张群如手足，视之如股肱，倘若在言语上有不当之处望委座及诸位同志原谅。”委员长说：“在座诸位同志皆了解岳军忠于党国，即使语言激烈，忠言必为逆耳，良药必定苦口，中岂能生气。”张群说：“多谢委座。”他对众目视一周，说：“诸位同志，想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赤县神州，古今之泱泱大国，本该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不意近百年来，我国却饱受列强欺凌之苦，现我大好河山，千疮百孔。而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地凄凉，到处饿馁。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后，国家进入了训政时期，民众方能安居乐业，此委座之功啊。然而，几年来的赤匪患，倭贼的侵略患，我党内部部份人为自身之利益，尔虞我诈患，确实给我党国带来诸多麻烦。现在，共匪逃窜到西北，虽是强奴之末，但也不可忽视。古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说，又有‘死灰复燃’之论。赤匪一天不除，党国一天不得安宁。东北大地，沃野三千里，已饱受日寇铁骑践踏。华北粮仓，也成了日寇蚕食的对象。整个中华民族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我从上海到南京，沿途乞丐成群，好多的人啊，衣不敝体，食不饱肚，其饥寒交迫之面容，惨不忍睹。国之积贫如此，真叫人痛心啊。”委员长听此，默然。张群接着说：“赤匪是造成国内一大不安定因素，而倭贼是造成国内最重要的不安定因素。现党内有党，党内又有派，同志间的不团结对于贯彻国策是一大障碍。”张继怕委员长发怒，说：”岳军，委座的工作重心放在军事方面，而军事上又重在剿匪上，对于倭寇的侵略扩张，待剿平共匪后，再集倾国之兵力，将倭贼驱逐出中国，还我大好汉山。”张群说：“张继同志说得对，委座主管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而我等就要将委座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让委座设想的蓝图予以实现。在军事上，我对委座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忠心执行的。但现在又有差别了。我等应大力宣传委座的‘攘外’、‘安内’两大政策，抗日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最紧要的大事哩。”戴季陶说：“待消灭赤匪后，全国抗日，目前能拖一天算一天吧。我国太贫困了，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确实需要预先的准备啊。岳军清楚，自‘一．二八’事变后委座就在暗中积蓄力量，现最紧的武备已有相当的程度。此时不主动对日宣布全面战争，其意也就在这里。”张群说：“三兄说得是。但日本人能等我吗？现华北已燃起紧张战火，你不打他，他未必然就不打你。我们只有把命交出来，跟着委座，驱逐强敌，重建国家。”时陈布雷在座，听了张群的语言，对委员长说：“要是说几句大话就能把日本人赶跑，那就好了。”张群心里大怒，哪里容得陈布雷如此说，马上接过话，说：“是啊，只有那个徐道邻才会做出一副哈叭狗的样子。这种人，你叫他说几句有骨气的话，他还没有这个胆量呢。那种《敌乎，友乎》活脱脱地象日本人豢养的一条断了脊梁的哈叭狗。”委员长连忙阻止，说：“二位且住，先说目前的形势吧。岳军，上海形势怎样？”张群说：“自‘一．二八’事件后，日本特务打扮成浪人，经常在大街上闹事。上海市政府狠狠地整治了几次，这段时间约有好转。正如三哥所言，剿共现也处于最关键时期，还是稳定局势为好。但政府也不能过分迁就，软硬兼施，总算把这两年给度过来了。”委员长说：“日本人咄咄逼人，何应钦、秦德纯二人在华北又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华北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这对我们腾出时间剿共，还是有利的。”张群说：“何、秦二人手握重兵，一味地听汪精卫摆布，充当丧权辱国的国贼，可恶，也该杀。剿共，他何敬之就会吃败仗；媚日，他倒内行。中央政府应杀之以谢国人。”委员长说：“这些协定，虽为汪兆铭主使，但属个人行为，中央政府未盖印章，表示不予以认可。”张群说：“这倒好，以后要否定它，用不着花大力气。”时陈果夫外出，被通知回京，正好人们在议论。进来后，见委员长和诸人在座，也很高兴。这时，听众人说及华北之事，便问张群：“听说岳军主战，不知主战的条件是否成熟？”张群也知陈果夫此时主张对日持强硬态度，因而反问：“果夫同志，你主张对日急战还是缓战？”陈果夫说：“日本人猖獗，又野蛮成性，要他放下屠刀，很难。迟早都要与日一战，早打比迟打要好。但不知诸位同志对此持何种态度。岳军，以我国目前的国力，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打败日本人？”张群说：“不敢下妄言。不过，我敢断定，只要我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日寇必败，我国必胜，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就目前而论，可能在十年内，就能将日本人打败。”孔祥熙听后，摇了摇头，说：“我国的国力只相当于日本国的五十分之一。十年内打败日本人，恐怕预计的时间短了点吧。”张群听后打了打哈哈，说：“孔院长，不能以国民的贫富来决定对日取胜的时间来衡量吧。关键是否有一颗雄心壮志。”孔祥熙听了张群的话，不禁大怒：“‘三张纸画个人脑壳，你好大的面子’，天地之间就你一个人才爱国吗，他人才愿当忘国之奴才？”张群说：“孔院长稍安无躁，待张某说来。从中日两国的国情看，日本国强于我国多了，这确实也是摆着的事实。但我国抗战必胜，是有如下条件的。第一，日本为小国，只有七千万人口，而我国却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是日本国的六倍多，单从兵源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来说，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第二，日寇每占领一个地方，必然派兵戍守，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他所扶持的傀儡政权，被人们称之为伪政府。伪政府的绝大多数人不会为日本人下死力的。因而，此政权不会牢固。第三，两军的互相转化，使日军必败，我国必胜。中国军人只要丢掉‘怕’字，全民皆兵。他们操起大刀长矛，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就会相形见拙。你看，宋哲元的大刀队，多威风啊，一天就砍下日军一千多颗人头，由此，我军就会越战越强，打败日寇是必然的。第四，这是最关键的。我国抗击侵略者是正义的战争，委座登高一呼，全国同胞立即响应。到那时，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拿得起刀，扛得起枪，都会加入抗战的行业。这样，日军的末日就到了。”委员长笑着说：“岳军所说，并无一言虚撰。与日寇一战，在所难免，但目前还不宜与日军主动的全面开战。首先，朱毛赤匪还几万之众，且都集中在西北一带，只要我革命军一鼓作气，平定内乱。那时我军万众一心，与日开战，无后顾之忧。其次，内部还没有完全统一。有的地方实力派还在阳奉阴违，与中央唱反调。因此，有必要统一思想。马上就要召开党的‘五大’了。这些问题也该提出来解决了。第三，要有一个坚强的指挥中心。这就是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群策群力迎战倭贼。岳军，你在京休息几天后，再回一趟上海，与吴铁城将交接工作搞了，返京履行新职。凭你的胆略，应该成为中央政府的对外发言人。也就是对日持强硬的态度，非你莫属。你就准备担任外交部长职务吧。”张群问：“何时召开党的‘五大’？”委员长说：“快了，现果夫同志正在筹备，中央文件已经下达。这次大会，一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对日宣战的大会。我想，年前便有分晓了。到时岳军可要多献计献策啊。”
张群走后，张静江对委员长说：“岳军五弟张口闭口抗日，他对委座治国精要理解不深，此狂人，如何能担任外交部长。”委员长说：“张老差也，人事间有三种人不可交。第一种人，皮笑肉不笑者。这种人面善心狠，最善于背后捅刀子，稍一不慎，便把人弄翻，往往使人翻筋斗后还不知其所以然。第二种人，心高气傲，仿佛天下人唯己一人能，其它人皆为草芥。第三种人是贪生怕死，胸无主见，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这种人，又往往为墙头草。而张岳军心傲气不傲，声狂心不狂。此人胆略过人，更兼有雄辨的口才，用他作下一届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长，一定会给日本人一些颜色看看的。”黄乳说：“五弟对日本人有怨气，一提起日本人，他就有气。”委员长说：“你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日本人占我土地，抢我财物，掠夺我资源，杀我同胞，数千万东北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谁人不气，又有哪个不恨。我也恨不得将倭贼一夜杀尽，收回我三千里河山。五弟与我等曾留学日本，与日本人民有感情。但这代表不了民族之仇恨。待陕北赤匪被消灭后，中将亲自领兵与日作战。诸位听着，我党国的基本国策仍然是‘先安内后攘外’就是先消灭朱毛残部，后全面抵御日本的入侵。诸位仍要大张其鼓地宣扬这种基本观点。并且逢会必讲。要让广大民众都知道：共产党人是乱国的根本。百姓之祸害，铲除乱党，国内太平。然后，各族同胞，精诚团结，一致抗日。建设美好的、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国家。”
被张群严厉谴责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是上年的事了。两个协定国人称之为耻辱。委员长亦然。那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太一郎、日本驻天津参谋长酒井隆一、驻华北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集中了一批少壮派军官，研究如何对中国的侵略达到“协和外交”，使侵略的步伐加快而又不受国际舆论的压力。通过研究，得出武力与外交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华北，扶持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政权”其中，武力是外交的后盾，外交是武力的伪装。在“友好外交”的掩护下，推动侵略中国的进程。
事情由察哈尔开始，河北省也涉及到了。整个华北成了多事之秋。
还在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察哈尔省主席兼国民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还象往常一样，命令部队日夜监视日军的动向，由于这近一年多与日军无较大的战事，宋军长也有较长时间没接到前方的敌情报告了。这天，宋哲元命令张自忠代替自己到一三二师检查士兵的生活情况。突然，电话铃一阵急响，是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打来的，说是日军士兵八名私自前往多伦城，在经张北南门时，被守门卫士发现，经检查盘问后放行。唯恐生事，赵登禹打电话给宋军长。宋军长表示：“我军属前线，你师更为前沿阵地，多伦城要严加防范，未经许可，外国人不得擅自入城。”刚搁下电话，北平的电话就来了，宋军长听出是何应钦的声音，便向何问候。只听何应钦在电话中说：“日本驻张家口代理知事高桥，驻北平副武官高桥坦先后向我打电话来，说你们无端扣留日本人川口清健等八人，他们向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你们在对待日本人方面要谨慎一些，不要惹出麻烦。”宋军长将头天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根据何应钦的指示，宋哲元命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并撤换了检查站的江清健连长。然而，事隔不久，在察东龙关赤城一带的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一部在石柱子、小蒜沟一带烧杀抢掠，宋哲元得到刘汝明的报告，不禁恼怒，命令刘汝明率部予以阻止。五天后，日伪军一部来到乌河、长梁村进行抢劫。宋哲元命令刘汝明将其中的四十名伪军予以缴械。何应钦得知后，命送还枪枝。鉴于何应钦的压力，宋只得派秦德纯前往办理。哪知此事刚完，日伪军数千人向刘汝明部发动攻击。宋哲元命刘汝明率部坚决还击。那刘汝明对日军本就有气，巴不得上司有这样的命令。立即率本师将士一阵猛打，日伪军怆惶逃走。何害怕事态扩大，命令宋哲元主动找日军谈判。刘汝明派参谋长赵樾亭在大滩与日军谈判，按照何的命令。赵全部接受日军条件。那赵樾亭在谈判中接受日条件只是口头答应。没留文字，但也便宜了日本人，日随地将协议内容改为有利于日方，而中方则无一反驳。
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降。”前事未了，后事又来。在北平谈判的何应钦突然接到洒井隆一的电话，称《国权报》主笔胡思溥，《振报》主笔向逾恒分别在家中被国民党复兴社的人杀死。日方称：“胡白二先生为中日友好曾作过贡献，两家报纸在推动中日友好过程中也作了大量的宣传。今胡白二生被害，天津方面要负责。”何应钦听后，不禁出了口冷气，连忙指示天津市长张廷谔查办。但究竟系何人所杀，何应钦虽认为是日本人施的苦肉计，但他又哪里去据理力争。
几天后，高桥垣又打来电话，追究庇护孙永勤的责任。那孙永勤是河南省南部抗日义勇军的首领，其部被数倍于已的敌兵所包围，何不仅没去解围，反而派部队进行阻拦，但日军并不买何一味退让的帐，日军驻华北北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一对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有：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搬到保定。国民军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省政训处，蓝衣社以及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中央军第二、第二十五师（军）撤出天津。如办好上述事情，中日关系将有大的改善。何应钦请示南京行政院，得到“全部答复日军要求”的授权，并得到不留政治性文字的指令。
何应钦用电话告知梅津美治郎，全部答复了日军的条件，何认为北平从此平安无事。他哪里知道，三天后，梅津美治郎派高桥桓给何一份备往录。现摘录如下：
中国方面对于日军曾经承认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曾广清、何一非、丁冒之罢免；（三）、宪兵三团之撤走；（四）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对所谓蓝衣社、复兴社于日中两国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允许存在；（六）河北省一切党部之撤退；（七）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省外；（八）第二、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一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国内一般排日活动之禁止 。
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
更有使中日关系之不良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省市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及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有监视及纠正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录，特以笔记送达。
何应钦看了上述之文字，不禁吓了一大跳。对侍从人员说：“这
哪里是什么备忘录，简直是要我公开承认卖国。我才不当秦桧呢。看来，日本已经不仅要占领中国领土，而且还要干涉我军的驻扎地，干涉中国机关的设立和正常的业务，干涉公职人员的任命权，监督我国政治之运行。如此大事，我岂敢自专，不如回南京请示汪院长。”
事实上，何已与日军达成以上口头协议，这就是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但如此协议要付诸报端，何十分害怕，哪里敢自专。
哪知汪精卫见何应钦送来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后，却搁在办公桌上，置之不理。也不作表态。何想问，又不好出口，只好站在那里。隔了一会，汪精卫对何应钦说：“你回北平吧，有事我通知你。”何应钦没有办法，只好退出，去见委员长。蒋委员长到成都去了，何只好返回北平。
刚回到官砥，何应钦便接到秦德纯打来电话，说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正康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为四名日本人在张北曾被扣押和侮辱事，要二十九军出面道歉，请求指示。何根本不知这件事的始末，便函秦德纯。秦德纯回报说：“五月三十一日，日本驻阿巴嗄旗特务机关的四名特务，潜入察哈尔北部地区，绘制军用地图，刺探军情，后又到张北城北门无理取闹，被一三二师查获。军法处长在盛情款待的同时，向张家口省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宋军长此时在北平开会，接到电话后，明知是日本特务非法入境侦察情报，但为避免日本人借此起争端，指示“姑且放行，下不为例。”哪知到了六月十一日，桥本和松井竟赶到省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又要求宋军长出面道歉，保证不再有此类似事件的发生。宋军长不决，请何会长指示。”何应钦听后，心里不禁颤抖了一下，坐在沙发上，不知所措。一会，电话铃又响了，他拿起电话，原来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士肥原贤二打来的，这个日本强盗在电话中咆哮一顿后，竟要宋哲元辞职，并说他已派代表找秦德绝谈判，如果不答应日方条件，日方将自由行动。何应钦接此电话，不明白又发生了什么事。当他把事情搞清楚时，日方又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
原来，就在何应钦到南京的当天，在热河丰宁的日本职员数人冲进车栅子，被二十九军驻车栅子部队击退。第二天，一些日伪军又到了小厂闹事，又遭中国军队阻击。土肥原贤二作为关东军驻天津最高代表，便邀秦德纯相商。日方提出的要求是：中方道歉，撤消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的职务，惩办该师军法处长。日本人经热河去内蒙不受任何阻挡。秦德纯答复请示后回答。四天后，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指示松井源和酒井隆一等，向中方提出：宋哲元部不准再有不法行为，靠近满州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回到张家口，解散一切排斥日本的机关团体，处理张北的肇事者。
何应钦此时也没有主张，只好向行政院请示。汪精卫召开行政院务会，决定全部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并且决定免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职务，由张自忠代理，免去黄乳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黄的职务由王克敏代理，免去秦德纯天津市长职务，秦的职务由商震代理。
土肥原贤二接到何应钦的通知，十分高兴，但日方的要求远远得不到满足。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土肥原贤二交给北平副市长秦德纯一叠材料，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那秦德纯与日方多次交涉，深知日军的险恶用心，这次又接日方文件，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有：
甲、要求事项（一）昌平延庆线之东，独石口之北，龙关之西，张家口之北，作为撤退之区域，守城部队撤至西南，此后不得深入。
（二）守军应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处罚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三）排日机关应予以解散。（四）本事件应自六月二十三日起两个星期办结。（五）停止山东向察哈尔移民。
乙、要求事项之解释（一）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
在内蒙之活动，停止中国对内蒙古之压迫。（二）对于日本经济发展与交通开发工作应予以协助。（三）对于日人蒙古之施行，应予以便利。（四）招聘日人为军事政治顾问。（五）对于日本军事设备（如飞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应予以援助。（六）撤退区域之治安维持，准用停战区之办法。
看完上述文件，秦德纯心里直骂：“这群强盗，厚颜如此，正
象上海滩里的瘪三。”但秦德纯有主见，对着土肥的条件逐条反驳，据理力争，面对土肥的毫无人性和横蛮不讲理，秦德纯几次要抡起巴掌狠狠地揍这个日本强盗一顿，虽然他没有这样做，但已气得当场吐血。此条约关系到国家大事，秦德纯又哪里做得了这个主。会后，秦马上向南京中央政府作了报告。
行政院汪精卫对何应钦带回的《秦土协定》基本同意，连同《何梅协定》一同带回。秦德纯大失所望，长叹一声，又吐了一口血，只好请求宋哲元。宋哲元宽慰他：“只要行政院未盖印章，仍然不能生效，至于说到卖国，有众多的人为你洗去冤尘的。”见上司如此说，秦德纯只好签上自己的名字。中国现代史中两个不平等的条约就这样签上了。至此，察省大部落入日寇手中。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南京，传到了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民党高层内反映十分强烈。这天，也就是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十九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党内的主要人物汪精卫、蒋中正出席了会议。胡汉明在广州，不愿参加会议。会议一开始，便出现了对汪精卫十分不利的气氛。当汪精卫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主持会议后，中常委、考试院院长蔡元培就站了起来，问：“汪兆铭，华北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是两个丧权辱国的卖国协定，你作为行政院长。国家的实际首脑，出现了这样的协定，你感到羞愧不？”汪精卫见蔡元培一脸怒气，便说：“蔡院长，在华北签订的两个协定，是政府目前忍辱求全的一种推迟战争爆发的措施，以便腾出手来剿灭赤匪，剿匪结束后，再全力以赴对付日本人。”蔡元培大怒：好个‘忍辱求全’，你主持南京政府以来，东北被你‘忍辱求全’给了日本人，华北的察哈尔也被你‘忍辱求全’给了日本人，你为何不‘忍辱求全’地把你的夫人给日本人呢？你得了日本人多少好处，处处以国土、同胞的生命，国家的主权‘忍辱求全’给日本人。你身上流的血也是日本人的吗？”汪精卫感到十分委曲，说：“蔡院长，你这是对鄙人的人生侮辱……”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啪”的一声响，众人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于佑任站了起来，只听他大声吼道：“汪兆铭，你处处对日本人忍让，你与历史上的秦桧有什么差别？你是当代最大的卖国贼。全国民众呼吁抗日，你偏要卖国，你是中国人的叛徒、内奸，你还有脸来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你要认日本人为父，为什么不到东京去，还蹲在这里干啥？”于佑任的话刚落，戴季陶站了起来，只听他大声地骂道：“姓汪的，怪不得你能讨日本人的欢心，原来你的骨子里流有日本人的血。汪兆铭，你把中国的大片国土卖给了日本人，除了你身上流有日本人的血外，日本人还给了你哪些好处？你的两个孩子身上也有日本人的血吗？如果有，我戴季陶祝你卖国有功。你这十恶不赦的大汉奸，你这认贼作父的洋奴才，亏你还有脸活在世上丢人现眼，你为什么不自裁以谢国人？”坐在前排的孙科“霍”地站了起来，吼道：“汪精卫卖国，该杀；国民党内一二人公然卖国，也该杀。”平素看汪精卫很不顺眼的吴稚晖站了起来，指着汪精卫骂道：“汪兆铭，当今中国大地上，能出卖国家利益又偷生于世的，你是第一人。好一个日本人的哈叭狗。”这时，陈果夫站了起来，吼道：“汪兆铭，东北被你出卖了，华北也快要被你出卖了。你打算要出卖多少国土？中华民族到了忘国灭种的时候，你还讨日本人的欢心，你既然觉得当一名中国人耻辱，为什么不改成日本人的名字，你这十足的东洋狗。中国人有你这败类，我们都感到羞耻。汪兆铭，我劝你不要再卖国了，你辞职吧，久居高位，你也不感到心跳。”好在张群在上海任特别市市长，未到会，众人虽骂，却不及张群口词之洒脱。其它如张静江、陈立夫等，无不对汪精卫以痛骂，汪精卫见群情激愤，哪里还坐得住，离席而去。众人见此，无再骂的对象，只得哑然。那蒋委员长在主席台就座，见汪遭众人一顿臭骂，始终没吭一声，汪离席后，他知自己也被众人在心里痛骂，哪里好说些什么，只得宣布散会，并要求中执委、中监委不要离京，党的“五大”就要召开。
众人见此，知本次会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各自散了。
委员长回到家中，夫人接着，闻今日之情况，劝委员长说服汪精卫继续留任行政院长一职，待“五大”后进行改选。
好不容易说服汪精卫继续留任，然而，中央大员们都对他嗤之
以鼻，汪见众叛亲离，借病为由，拒绝工作。
张群在上海的工作移交后，又回了一次老家，在成都也逗留了
几天，回到南京时，华北又是一片呼声。此时，四中全会已经结束，汪精卫又遇刺住院，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中正代理。
张群到外交部上班，刚坐下，秘书拿着华北近期出现的一系列
文件的记录，递了过来，张部长还没有看完，早已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拍桌子，大叫：“日寇欺我太甚！”不因为这，有分教：锐利双眼，厌恶世间龌龊事；一张铁嘴，骂尽魑魅魍魉魔。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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