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张学良辞职出洋后，其部份军职由何应钦接替。蒋委员长为稳定华北局势，好腾出手来剿共，便致电何应钦，对于日本人，表示：“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自当负责。”委员长心里清楚，对于日军的横行霸道，除了满足暂时的部份条件外，别无他法。但对于日军的狼子野心，不能形成文件，中央政府更不能审批与日本签订的有损害国家主权的协定，以免造成事实。只要剿灭红军后，他将以一国之力，与日军作一决战。
话说日军攻占热河，便全线向长城推进。驻守长城的国民军喜峰口是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冷口是商震的第三十军，守古北的是黄杰的第二师（军），委员长命三军将士同仇敌忾，守住长城。
日寇凭着现代化的装备，向长城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长城守军中，黄杰的第二师装备较好，在与敌搏斗中还是效地遏制住日军的进攻。守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装备低劣，但宋哲元部将赵登禹抓住战机，灵活地对付战场上的瞬间变化，因而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当日寇逼到长城脚下时，赵登禹命将成束的手榴弹掷向敌群，在浓烟“腾”地升起时，大刀队的将士冲向敌群，只听一阵阵惨呼声起，一颗颗倭贼的头直往下滚，赵师长见大刀队在敌群中穿梭拼杀，敌人脑袋犹如砍瓜切菜一般滚到地下，好不高兴，立即命令全线出击。你看那数千人的队伍发一声喊，冲向敌群，遇着日军，远的枪打，近的刀砍。日军踏在中国土地上，哪里见过如此的群搏，装备再好，却失去了优势，武士道精神也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宋哲元在望远镜里，见中国军队顽强，连忙指挥大军主动向日军冲去。那二十九军原为西北军几个军的汇合，是平常一个军的三倍，达三万多人。这一声令下，将士们如猛虎下山，与日军纠缠在一起，横打蛮缠，顿时，日军血肉横飞，一个个残肢断腿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在山坡上，那日寇见自己的同伴转眼间便命赴黄泉，吓得转身就跑。慢的，只恨爹妈少给他生了两条腿。在大刀队的猛烈拼杀下，日寇争先恐后到阎王那时报到去了。第二十九军乘胜猛攻，日军大败。
宋哲元、商震、黄杰三将，利用有利的地形，与敌激战三个多月，歼敌七千多人，使日寇终未跨进长城一步。后因日军从山海关进攻滦州，占领河北卢龙、丰润、唐山等十县市，直接威胁北平、天津，蒋委员长命三将后撤，日寇于当晚占领长城。
由于国民军在长城与日军对峙，日军又屡战屡败。关东军总部接到战死七千人的消息，十分震惊。天皇裕仁决定以劝降、威逼利诱的手段对待中国政府。于是，他派关东军副总参谋长、驻满州国武官冈村宁次到北平同中国政府谈判。行政院长汪精卫召开中常会，商量对付日军的战略。蒋委员长在会上发言：“既然日军用外交的手段对付我国，我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彼。不过，我国目前尚处于守势，切忌留下历史的麻烦。以免丧失国土。希望行政院处事慎重。”汪精卫说：“介石兄，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外交虽然属于行政院管，但你为中常委，又是中政常委，总有自己的主张吧。”委员长见汪院长棉里藏针，只好说：“中虽如此，但还得听汪院长的。不过，中认为目前最紧要的还是先完成剿共，抗战暂处于守事，其具体的措施，则由汪院长制定。”汪精卫一听，便明白了几分。于是，他说：“既然介石兄如此主张，兆铭就照办了。我觉得就派北平分会总参议、参谋本部总务厅长兼第三厅厅长熊斌作为我方代表，与冈村谈判吧。”委员长说：“我听汪院长的。”说完就退出了会场。
那熊斌听说中央派他去与日本人谈判，不禁吓了一跳，说：“冈村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与他如何谈得拢？何况，与日猷会谈是何敬之会长的事，我一个小人物如何敢作主。这一去，如果涉及到国家主权的事，我如何主张。稍有不慎，便会落一个卖国贼的骂名。”于是，他拜会了何应钦。何对他说：“你放心地去吧，日军的条件不苛刻，大不了就是往后撤一撤。你要明白。汪院长是不愿与日军开战的。你去后要据理力争，使国家不受损失。”听了何应钦的话，熊斌心里大怒：“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你为何不去与日本人接触？”无奈，他官小职微，又如何敢说得出。
熊斌来到谈判地点，刚入座，冈村宁次便把早已准备好的《塘沽协定》递了过来，熊斌对日本人的野蛮行径极为愤怒，但作为使者，也只好接了过来，那熊斌不看则已，越看越恼怒。那文件上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中国军队立即撤至延庆、昌平、顺利、高丽营、香河、通州、林亭口、芦台以西、以南的地区。在上述地区以北、以东地区的十九个县定为非武装区。在非武装区里，日军可以自由行动。为执行中国军队撤退，日军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其它方式进行监督。
熊斌看后，递给冈村。冈村不接。熊斌便将文件搁在冈村桌前，退回座位后，他问：“冈村先生，贵方请我来，不会只为签上我的名字就完事吧。”冈村笑着说：“熊先生，你认为呢?”熊斌说：“作为一国之谈判代表，我是来谈判的。谈判就有对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论的可能，该文件未经我方代表仔细研究，就贸然签上自己的名字，不妥吧。”冈村仍是那样笑着说：“熊先生，敝国军舰正在海上游弋，不知怎的，舰上的士兵竟把炮筒朝这里对着。这样吧，请先生在半个小时内签上自己的名字。不然，条件比这个更苛刻。而先生你呢，作为贵国代表，南京中央政府只好另派谈判代表了。”熊斌勃然大怒：“冈村先生，要挟持我签字卖国，恐怕你认错人了。要杀掉我，非常简单，只要你把战刀拔出来，一刀便结果了我的性命，还需徒费口舌，现在就动手吧。”冈村一笑，旁边一大佐”刷“地拔出战刀，向熊斌猛劈下来，熊端坐不动，也不作任何表示。冈村狂叫一声，那大佐收回战刀，站立一旁。冈村对熊斌说：“熊先生休怪，我约束部下不严，还是请先生签字吧，免得耽误时间。”熊斌说：“冈村先生，能否允许我与何敬之通电话，告诉文件的内容。”冈村说“何先生与我大日本皇军是好朋友，完全可以。”熊斌在电话里将协定的内容逐条逐字地读了一面给何听。哪知何应钦竟在电话中要他签字。熊斌大失所望：“日方要我签字，上司也要我签字，不签，双方都有理由杀我。而签了这协定，我便成了十足的卖国贼。”他放下电话，对冈村说：“冈村先生，我看还是发表一个声明吧。”冈村说：“一切声明，必须在签字后再发表。”其实，熊斌来时，曾专电请示汪院长。汪精卫表示：一切条件皆可答应。现在，要是他熊斌拒绝签字，那才叫“里外不是人，”。无奈之下，他只好签下自己的名字。
《塘沽协定》的签订，举国大哗，痛斥当局的卖国行为。其中一人，更是怒不可遏，他高呼：“亡国灭种之祸危在咫尺，当局误国，我辈岂能偷安，谁愿随我冯焕章把老命扔在抗日前线上。”
那冯玉祥在四届二中全会上，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因为对汪、蒋不满，上任后不久又离职回泰山隐居。“一．二八”事变时，他为十九路军奔走，呼吁援助。平时不登汪蒋门的他，此时也不得不上汪蒋家，要求发兵相助十九路军抗倭。汪蒋二人借口外出不予以见面。后，冯从泰安来到张家口，宋哲元率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佟麟阁等旧日战将及察哈尔省各厅长赶到车站迎接。宋哲元等又送到旅馆，并与之交谈。冯玉祥问：“目前二十九军还有多少人？”宋哲元回答：“我军现有四个师，另加一个独立旅，共三万四余千人。”冯玉祥说：“是一个编制很大的军了。宋将军，你知道吗，由于你部在长城勇敢抗击日军，国人称你为民族英雄。特别是你部的赵登禹将军组织的大刀队，痛杀倭贼，名震全国。有一首歌，叫住《大刀进行曲》，气势雄壮，威武磅礴，振奋了国人的心，现老少皆唱，好得很呢。冯某这次来，就是起在这里组成一支抗日义勇队，和倭贼决一死战。他汪精卫不抗日，蒋介石不抗日，我冯焕章要抗日，不知诸位能容我否？”众人回答：“愿听老将军吩咐。”冯玉祥说：“好。我马上向全国人民献一份厚礼，揭露《李斯报告书》的真面目。因国联混淆是非，颠倒因果关系，企图将日本人侵略我国说成合理化，我们就要识别他们的真实面目。”宋哲元说：“那很好，不如今天就发表。二十九军非常感谢老将军为我军捐献的一万件皮坎肩，使部队士气更加高涨。后来才听说老将军是将自己在张家口的房地产抵押才得以做成，老将军，如果全国都象你这样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何愁倭贼不驱逐，何愁国家不强盛啊！”冯玉祥说：“宋将军言重了，冯某这次到前线来，是为抗日而来。至于军中有困难，冯某理应尽薄力。”
第二天，宋哲元等又在一起同冯玉祥商量抗日的事。这时，参谋来报：“门外吉鸿昌将军求见。”冯、宋等大喜，一起出迎，老朋友相见，十分亲热。
吉鸿昌是河南省扶沟人，十八岁时在冯玉祥部当兵，由于作战勇敢，升迁很快。五原誓师时，吉为师长。不久升任为第三十六军军长、宁夏省主席职务等。吉鸿昌在冯部有吉大胆之称。其部在西北军中被称之为“王牌军”，中原大战时，吉为第九军军长。中原大战后，吉部被南京中央政府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为总指挥。不久，吉部被调到剿共前线。由于在鄂豫皖剿共中与红军有来往，被蒋委员长解除职务，后被迫出国考察。淞沪战役打响，吉回到上海，委员长派人游说，劝其弃武经商，被拒绝。在上海、天津等地，吉与中共秘密接触，后潜入泰山，劝冯与共产党合作，冯未予以表态。
吉鸿昌回到张家口，打算找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柯庆施，不遇。听说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已集结两个师的旧部，便与之会合，东出阳关，来到邯郸。由于何应钦拒绝提供火车而步行到张家口。其外，宋哲元的一个教导团扩编为一个师与吉、方部会合。在热河，方、吉二人还将退下来的东北军收编。
部队已有一万多人，吉鸿昌组织好部队后，便到张家口找冯玉祥，请示方略，不想宋哲元也在此。
冯玉祥见部队收拢，便与宋哲元商量。宋哲元提议：日军已占多伦、沽源，进入察哈尔内地。形势已非常严峻，不如组织义军迎战日寇，冯玉祥以为然。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张家口举行了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会议选举冯玉祥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总司令同时也发表了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通电。冯在通电中说：“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贼，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冯的举动，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许多大、中专学生也踊跃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八万多人。
其时，作为河北省主席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见到原上司、老朋友在察哈尔和张家口活动，感到很不好处，他既不能将同盟军赶走，又不能明目张胆地予以支持。为既不得罪冯又不得罪汪蒋二人，宋哲元选择了一走了之的办法。冯玉祥见宋部开拔，也知宋很为难，便命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主席，吉鸿昌为警备司令。
话说冈村宁次自逼熊斌签订《塘沽协定》后，日军便在冀东站稳了脚。于是，便分兵向宝昌、康保进攻，谋图张家口。冯玉祥见此，便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二次军民大会。会上，佟麟阁代表察哈尔省政府宣读了同盟军誓死保卫领土消灭日寇为主题的《纲领草案》，同时宣布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宣侠父为常委。军委会成立的第二天，冯玉祥便命吉鸿昌出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任总司令。然后，兵分三路向日军反击。两天后，同盟军攻克康保，七月一日下宝昌、沽源。
冯玉祥率抗日同盟军连下三城，军威大振，下一个目标便是地处冀热察蒙四省交界处的多伦。多伦在华北是商业都市之一，军事战略位置也高，日军把该城作为进攻察哈尔、绥远的前哨阵地。日守军为骑兵一旅和一些伪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指挥大军攻克康保、宝昌和沽源后，顾不上部队的疲劳，便急行军将多伦包围起来。两天后，吉鸿昌命令发动猛攻。同盟军虽然作战勇敢，但城高墙厚，义军无重炮配合，再加上日伪军防守也严密，因此，连攻两天不克。这天晚上，夜已深了，吉鸿昌见部队疲劳，而多伦又久攻不下，便来到前线阵地，组织敢死队进行强攻，又连攻两次，仍未得手。战局不容许多耽误了，吉下令停止攻击，将部队后撤二十里，准备围城打援。但宣侠父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我军装备太差，日伪军又占领了整个有利地形。如果日军增援部队到来，我处于两面夹击之势，如何迎敌？不如组织内应。将我方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待城门开放时，与众百姓混入城中。见机而行。多伦不难攻取。”吉鸿昌大喜，命副官带精锐四十余人，利用中午开城门之机，混入城中。当夜，吉鸿昌指挥大军数万人，从西北南三个方向朝多伦杀来。顿时，枪炮声骤起。吉鸿昌亲自超起大刀，指挥大军朝北门发动猛烈进攻。双方在城墙上展开搏斗。战斗进行到半夜时，突然。北门内一声“轰隆”巨响，城墙被炸塌了一条大口子，吉鸿昌知内应起了作用，大喊一声：“冲啊！”带头向缺口处扑去。勇士们见首长拼命，谁敢落后，也冲入城中。又经三个钟头的撕杀，城中日军被全部消灭。战果清理下来，日伪军被歼灭四千多人。
原来，吉鸿昌的副官带着敢死队员进入城中，在北门附近的一居民家隐藏起来。城外发动攻击，便伺机偷袭了一个伪军连的营房，缴获了一些炸药。然后，押着伪军连长，潜到北门，奇袭守军，并在城角处安上炸药，炸塌了城墙，接引同盟军主力入城。
被日军占领仅七十二天的多伦，被同盟军收回。
多伦大捷，日军威风扫地。冯玉祥电告南京中央政府，准备乘胜进击。但在南京的中常会上，中央大员们对多伦大捷褒贬不一。行政院长汪精卫说：“此大捷带有军阀主义的倾向。”只听他报振振有词地继续说：“冯焕章在张家口成立同盟军，既未经中常会授权，又未经中政会批准，行政院事先也不知情，现对日作战，忠勇可佳。但冯部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前方发来的消息，真伪难辩。如果冯焕章攻取多伦，联合苏联，割地称雄，他还会听中央的命令吗？要是那样，问题就复杂化了。我觉得应立即解散同盟军。”林森不这样认为，他说：“同盟军在冀北，连胜四仗，大长了我中华儿女的士气，也严惩了日军。不管怎样，焕章抗日，有功无过。如果冯内部有共党，可令清除。”蒋委员长说：“目前，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先安内后攘外，这是中央制定的，又经中政会讨论后作出的决定。焕章以其不堪的队伍，侥幸获胜，但终久要败给日本人的。而焕章这一闹，就打乱了中央的部署。目前，我们对日军是能拖就尽量将战事后拖，不然，赤匪未除，倭寇又紧逼，国内无平安日子了。我觉得应该立即招回焕章，共同处理国事，同时宣布解散同盟军。”汪精卫说：“这很好。我这里就电告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再加上北平何敬之指挥的王敬久五个军，接管察省。如果焕章一意孤行，行政院和军委会将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制裁。”蒋委员长说：“电告焕章，如果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后果自负。”
时，冯部已离开多伦，向东开拔。突接行政院的电告：“焕章兄，抗日乃国家大事，兄何擅自组武以行。京内传兄联苏联，若再强行，则不利于吾兄多矣。汪精卫。”冯玉祥看完，气得三尸神直跳，其它将领也气得直骂。冯玉祥对方振武说：“不要管他，部队继续向东开拔。”这时，参谋来报：“宋哲元将军来电，他受中央军委命令，将率部与王敬久的五个师向察省开拔，希望将军早作打算。”冯玉祥说：“宋哲元是在暗示我赶紧离职。但我抗日又有何罪？组织同盟军意在收复国土，拯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又有何罪？”吉鸿昌说：“将军，你不如暂时隐退，军队由我和方兄统领，仍开赴抗日前线。”冯玉祥说：“鸿昌，作为大哥的我，何时贪生怕死过。我走了，同盟军将遭受多方面的压力。我不离开部队，他们还有忌惮。这可是一支八万人的部队啊。他们是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的一支队伍，我能舍去他们独自一人走吗？”这时，宣侠父走了进来，对冯玉祥说：“据可靠消息，日军两万多，向多伦方向扑来。我军宜早作打算。”冯玉祥听了，对方振武说：“振武，大敌当前，内部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奋勇杀敌的机会将要被剥夺了。八万大军啊，将毁于一旦。多可惜啊。你率北路军继续前进，寻机歼敌。吉将军，你要服从振武将军的指挥。你二人只要精诚团结，部队就不会散，杀敌报国的机会还是有的。还有，两位将军且记住：如在危急时，二将军可到宋哲元处，他能帮助二位脱离险境的。我马上就要回泰山作隐士了。望二位将军好自为之。”二人流着眼泪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将军出门，举目长叹，一群飞鸟过去，展现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将军老泪纵流，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因为他又接到汪精卫、蒋中正联名拍来的电报，限令他立即离开察哈尔。事已至此，为防止察省落入日军之手，好为了保护方振武、吉鸿昌的安全，他眼含泪水，背着同盟军集体领导，向宋哲元发出了接管察省的电文，然后，他通电离开同盟军。
当宋哲元站在冯玉祥面前时，见老将军以泪洗面，十分酸楚，眼泪也“唰”地涌了出来。冯将军伸出手来，宋哲元立即一个立正，然后向他三鞠躬。二人握住手，好久，竟说不出话来。又一会儿，将军开言：“宋将军，想拜托你一件事。”宋哲元说：“将军，请您吩咐。”冯玉祥说：“抗日民众同盟军的方振武、吉鸿昌二人，如果在危难的时候找到你，希望将军助他二人脱险。”宋哲元流着泪答应了。再没有其它留恋的了，冯将军离开张家口，回到山东隐居。路过济南时，曾任原西北军大将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率本省文武大员到火车站迎接，望着这欢迎的场面，冯将军仿佛看到了这位变节将军的下场。他心里在流血，但眼里却没有泪。在济南作短暂的停留，便回泰山去了。
全面抗战开始后，冯玉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国共两党的武装重新开战，冯将军极力主张和平。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不幸海船失事，享年六十四岁。一代大帅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冯玉祥离开部队，同盟军军心涣散，士气极为低落。这天，吉鸿昌望着逐渐缩小的队伍对方振武说：“方兄，冯将军走时，嘱咐我等将抗日的旗帜举起来。现事情已到节骨眼上了，不知方兄有何打算？”方振武说：“这几天减员特别大。孙良诚也走了，宣侠父又不辞而别。吉兄，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吉鸿昌说：“我愿与方兄同下地狱。”方振武说：“吉兄，目前我二人处境极为危险。死，对你我来说，本不畏惧，但大丈夫死得其所，哪怕只剩下你我二人，抗日这条路也得走下去。”这时，参谋来报：“宣侠父回来了。”方振武说：“他不辞而别几天了，还回来作什么。”吉鸿昌眼睛一亮，说：“方兄且慢，那宣侠父可能是共产党，不如请他进来，看他有甚话说。”二人正说间，宣走了进来，说：“二位老总，别后数日，仍未减当日之威武。”方振武说：“宣兄，别的将领跑还恐来不及，你倒主动回来，不知有何见教？”宣侠父说：“不瞒二兄说，这几天我去找中共河南省委请示工作去了。走时紧急，来不及请示，二位老总莫怪。”方振武说：“现南京方面派出十一个师共十五万大军的兵力向这里压过来，力求迅速消灭我们。共产党派兄到这里来，又有何用处呢？”宣侠父说：“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全民族抗日，将军的主张和行动与我们共产党人站到一块了。因此，鼎力协助将军抗日，是我党的责任。中共河北省委要求将军担任同盟军总司令，吉将军继续担任前敌总指挥兼北路军总指挥。我党正发动民众参军参战，壮大同盟军的力量，二位以为如何？”方振武大喜。
第二天，方振武通电全国，宣布接替冯玉祥就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同时又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而这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派出的代表也到了同盟军总部。方、吉二人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当局的卖国行径，中央代表也非常同情同盟军，当天就回南京去了。方振武兵分两路，一路东进，一路北上。半个月后，二部在独石江会合。二人决定组成“讨贼联军”，方任总司令兼左路军总指挥，二将挥师，经长城，转战密云等地。“讨贼联军”所到之处，深受民众欢迎，部队士气有所提高。
俗话说，“明枪易挡，暗箭难防”。正当方吉二人率部转战察、热、冀三省之时，日军疲于对付，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长何应钦这时好象是虬蝎精投胎而来似的，专与方吉二人作对。“讨贼联军”的行动被何应钦知道后，这位国军大帅竟将同盟军的行动间接地告诉了驻华北总领事。几个小时后，联军被数倍于自己的日军包围。方吉二将率部死战，予敌以极大的杀伤后，冲出重围。但联军损失惨重，部队转移到顺利、牛栏地区，遭到国民军的包围，方吉二将军率部发动几次反冲锋，仍无法突出重围。时已弹尽粮绝，正好北平慈济会派人邀请二将到华北一谈。第三十三军军长商震也来电相邀，二将军见事已如此，不及与宋哲元联系，来到商震部。刚坐下，商震就对二将说：“职奉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会长何敬之的命令，将二位将军就地看管。二位将军，这是上峰的命令，我无法违背。”方振武说：“商将军，北长城你与日军激战，国人称诵，方某与吉将军抗日，罪在何处？”商震说：“二位将军稍安无躁，到北平后，商某会向何敬之解释清楚的。”
在押往北平的路上，方、吉二将一股冤气从心底冒出：大业未成，倭贼未除，国家昏暗，岂能俯首就死。冤就冤在死于国贼之手。二人哪里心甘。晚上，二人同居一室，吉鸿昌利用囚室内的砖头，使尽全力将铁铐砸断，掩护方振武逃走。临别时，二人死死地抱在一起，欲哭无泪，欲愤无声。吉死命地推开方振武，苦劝他逃走。方洒泪而去。哪知，二人竟为生死离别。
方振武逃跑后，押送两位将军的士兵和慈善团体的代表，没有去捕捉方振武，反而给吉鸿昌打开手铐，送下囚车，让他自由行动 。
吉鸿昌秘密地回到位于天津法租界的家中，躲过了戴笠特务处和日本特务的监视，来到上海，经宣侠父、任应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宣、任的协助下，吉鸿昌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吉的露面，也引起了在天津的国民政府军、警、宪及特务的注意。南京中央政府下令通缉他。军委会特务处下令北平站特务缉拿。北平站站长陈恭树接到逮捕不成就地枪决的命令后，便对吉鸿昌的行动进行全天候的监视。这天，吉鸿昌把家中的一万元存折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为宣传抗日的活动经费后，与任应歧一起前往法租界的国民饭店二楼四十五号时被特务跟踪，在陈恭树的亲自指挥下，两名特务冲进四十五号房。此时，任应歧、李干三和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吉鸿昌打麻将，正打了两圈，与刘少南调位置。特务突然将门一脚步塌开，向吉鸿昌的原座位用冲锋枪猛烈扫射。刘少南当场死亡。吉鸿昌跳起来，被子弹擦肩而过，受轻伤的他仍奋力抓凶手。特务逃走后，吉鸿昌让周围的人离开，自己准备回家，被法国巡捕房包围，他与任应歧一同被捕。在南京的汪精卫听说后，十分高兴，马上向法使馆提出引渡的要求，被法使批准。吉鸿昌被押到北平的陆军监狱，由何应钦亲自审问。何要吉鸿昌交出中共党人名单和活动情况，被吉拒绝。在争辩中，吉鸿昌解开上衣，指着在察哈尔作战受伤的情况，愤怒地说：“这些都是你何敬之勾结日寇的罪证。”吉鸿昌在监狱里，何应钦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枪毙吉鸿昌的要求，司法部予以批准。这天，何应钦当着吉鸿昌的面，杀害了中共党人任应歧后，对他说：“吉将军，当中共党人的下场你已经看到了。看在你过去对党国建功立业的份上，只要你登报脱离共党，南京中央军委常委的席位仍给你留着，但时间要快啊，请将军明断。”吉鸿昌听后，微微一笑，劝何应钦：“何敬之，我死不足奇，不久的将来，人们会追任我为英雄的。而你，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秦桧式的人物。那时，你又有何感想。现在你回头抗日，中华民族还欢迎你，你此时也来得及，请你三思。”何见吉鸿昌如此坚定，只好说：“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吉将军，你还有什么要求？”吉鸿昌说：“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给我端一根凳子来。”吉鸿昌坐在凳子上，口占诗一首：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身。
然后，用树枝将诗写在地上，端坐凳上，面对枪口，将军誓死如归。
一声枪响，一代抗日英雄闭上了眼睛。可怜啊：抗日大将军，惨死国贼手；千年骂秦桧，至今忆岳飞。未知后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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