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蒋总正陪着从广州来的张静江等人吃早饭，接到武汉方面单独召开三中全会的消息，很为难。正这时，谭延闿走了进来。蒋总大喜：“谭主席和吴先生到此，大事好办了。”连忙起身让座。谭主席问：“总司令，我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武汉，而你反而留我们在南昌，究竟要干什么？”蒋总说：“正要与谭主席商量这件事呢。”噫，谭延闿和张静江是何时到了南昌？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那谭延闿送别北伐军后，与代理中常会主席张静江商量，决定在广州的中常委进行重新分工。张静江负责党务，谭延闿主持政府，李济深负责军事及前线军饷弹药的筹集。两广在中央的精心组织下，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李济深命何应钦继续镇守潮汕地区，命钱大钧为广州卫戍司令员。当周荫人进攻松口时，何率三师一旅迎战。松口大捷，李代总司令拨两万银元犒赏。后，蒋总攻下南昌，谭、张、李商量，决定重建广州卫戍部队，并征款一百万元送往武汉。吴佩孚被消灭，蒋总来电，要求增加一百万军费用以抚慰阵亡将士及其家属。谭延闿见库存空虚，与蒋总电商，竭力筹款八十万，按蒋总的意思，发二十万到福建，供何应钦军前所用。这天，张静江突然接到蒋总从武汉发来电报，称武汉已克，建议政治中心移向武汉。谭与张商量。谭告诉他：“吴佩孚新败，余孽还很猖獗，武昌民心不稳，中央党部暂留广州，待形势发展到相对平静时，中央机关再移向武汉。”张静江然其说。到了九月九日，张、谭又接到蒋总来电，电文有以下内容：“武昌克后，中即需入赣作战。武汉当作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委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谭看后，对张静江说：“此时把政治中心迁到武汉，机关工作人员的安全难以保证。这么多的人，战事未平，如何能迁呢？静江兄，不如电告总司令，待武汉完全平静下来后再迁不迟。”张静江同意谭延闿的看法。说：“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不过，政治中心迟早还是要移动的。我们也要作这方面的准备，预先有一个计划。待形势允许后，迁时便少了许多麻烦。”谭延闿点了点头，说：“我两人联名电告总司令，呈述暂缓搬迁的理由。”事隔两日，谭、张两人又接到蒋总电文，称武汉已平，北伐军已向江西进军。谭主席很高兴，命将此消息付诸报端。十八日，谭主席将筹集的银元正要发往武汉，蒋总电文又到，只见电文上说：“目前湖北战事已平，中将进赣，离鄂水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和中央委员半数，其权恐不能超之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待临时政治会议为妥。”谭主席看后，不禁烦恼：“刚攻克武汉，就一连数次电告要迁都。这样大的事，我谭某一人就能决定？”吩咐秘书：“立即请张代主席和李代总司令来主席府议事。”张、李二人到后，谭延闿说：“静江兄，总司令数次提及迁都，这是何说？定都在何处，这是党国之大事，你我数人岂能擅自作主。”张静江说：“谭主席，介石现任中常委主席，党的首脑。他提出迁都，总有一定的道理。我党应该在总司令的领导下，将北伐事业进行到底。前方打仗，我等在后方要鼎力相助。不然，将士寒心啊！”谭延闿说：“张代主席的话，我有些不明白。前方打仗，后方是应该配合。但党国是整个的党国，是我中华民族的党国，不是他蒋介石一人的党国，更不能由某一人说了算。既然蒋介石说迁都就迁，还要政府干什么？有问题进行争论，在争论中产生了分歧，这完全是正常现象。不能因为提了反对意见，便是寒了将士的心。我看啦，迁都这件大事，要中执委、中监委以及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研究，才能定案。先拟定一个时间，通知在广州的中执委、中监委、再加上政府委员、各机关主官到政府礼堂开会商定。静江兄，你说呢？”张静江见“药中甘草”发怒，只好同意。
诸位，那谭延闿被国人称为“药中甘草”，为何在迁都问题上突然态度强硬呢 ？那张静江在国民党里，也属于元老派之列，平素与蒋总要好，在上海，二人换帖拜把，结为生死之交。蒋张二人的关系，谭主席岂有不知？对于蒋总，谭主席认为专横跋扈，而张又处处迎合。谭早已看不惯，故而借此发怨言。同时，自“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人全部退出领导层，虽后来又作了安排，国共两党间似有芥蒂，即使在国民党内、政府内、各部长间，也心有所属。所以，每次政府会议，谭主席都要反复解释，方能通过。在钱、财的使用上，总司令包揽一切，其它人又能怎么样。何况，迁都这种大事，各中央委员议论纷纷，他谭主席想要阻住众人悠悠之口，又谈何容易。但即使如此，又有几个敢站出来，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一直到十月十五日，留守广州的中执委、中监委、政府委员、各大机关、各省、特别市以及海外支部也派出代表来到广州，参加迁都讨论。然而，绝大多数代表都反对把政治中心迁往武汉。代表们认为：“武汉刚收复，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的激战还呈相持阶状态，此时迁都武汉，中央党部及政府工作人员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感，如何能静下心来办公。政治中心须待战事平定后方能迁往武汉。”十一月二十一日，谭主席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回电蒋总，申明缓迁都城于武汉的理由。第三天早上，谭主席正用早餐，秘书又送来蒋总的电文。电文称：“南昌已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中央党部可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谭主席看完电文，急招政府委员商议。张静江说：“介石同志提出在武汉成立政府临时委员会，我看可行。”正议论间，秘书送来蒋总关于委任唐生智、朱培德分别兼任湖北、江西两省临时政府分会主席的备案表册。谭主席看后，无明火冒三千丈。真所谓“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立即将电文交各委员、各部长传阅。说：“荒唐透顶。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委任省级分会主席，却将我避开。他蒋介石越权到了如此地步。”张静江说：“请谭主席息怒。蒋介石是党的中常会主席，依张某看来，不算过份。我党从来都是党领导一切。这件事我觉得中央予以支持并认可。”徐谦说：“张代主席，中央政治会议是国民党的最高组织机构。蒋介石虽为中常委主席，但他凌驾于中央之上。越权发文任命省级大员，他眼里面还有中央吗？”时吴稚晖在第二排就坐，说：“前方战事紧，为巩固后方，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我看也没有大错。”宋子文发话说：“我看这个问题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不如就此罢休，以便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徐谦听后大怒：“子文同志，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徐某不赞成这种说法。蒋介石同志没经中央同意，擅自任命不该任命的官吏，这不仅是越权，不仅是霸道，而是他凌驾于中央之上。他是在向中央示威。就即使在非常时期的紧急措施，也应该与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电商后才能执行。蒋介石同志仅凭一人说了算，这是对党纲党章的践踏。为严肃纪律，徐某认为应予以坚决的否决。”候补中常委何香凝说：“如果照这样下去，以后蒋介石就代表中央。而中央就是蒋介石同志了。”陈友仁说：“蒋介石同志既然已经委任，我看就这样定了。大家这里议论，岂不多余。”众人听此，皆默然不语。
会上，原则地通过了蒋中正关于成立武汉临时中央的建议，组建了迁都联席调查委员会。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孙科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为调查委员会委员，前往武汉，作具体的考察和部署。当宋庆龄等六人离开广州才几天，唐生智、邓演达奉蒋总之命到达广州，向谭主席和张代主席面呈了蒋总迁都的要求。谭主席见迁都之事已无法阻止，只好与众商量，决定将中央党部和政府迁往武汉，并且命机关工作人员分两批动身。二十六日，中央党部和革命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政府组成联席会议，作为在武汉的最高权力机构。徐谦任联席会议主席，叶怆楚任秘书长，鲍罗廷任总顾问。委员有：孙科、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吴玉章、唐生智、董必武、张发奎。谭主席将会议决定电告蒋总。十九日，蒋总回电认可。
一九二七年年元旦，联席会议正式在武汉办公，行驶中央政府职能。
民国政府主席谭延闿与在南昌的中常委主席蒋中正电商后，便率广州革命政府各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达途经武汉的南昌，准备在南昌作短期停留后赴武汉。蒋总率北伐军高级将领们迎接中央大员的到来。为了使中央大员们了解北伐计划，蒋总在会上，请中央大员在南昌休息几天后，再赴武汉。七日，蒋总以中常会主席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会上，蒋总将二期北伐的议案交中执委讨论后实施。对于军事，中央仍以蒋总的部署为准，并完全赞同二期北伐方案。会上，根据张静江的建议，决定工人运动停止。工人在工厂安心做工，而农民运动则继续进行。
却说蒋总散会后回到寓所，夫人陈洁如接着，见他心情很好，便沏上茶来。蒋总呷了一口，赞了一声：“好茶”。夫人说：“开了一天的会，这么晚才回来，饿了吧。”蒋总说：“不饿。稍隔一会几个同志要到这里来谈工作。不如你去休息，有侍卫这里沏茶，就够了。”话刚落，侍卫报：“张静江等几位首长到。”蒋总连忙起身相迎。客人不多，仅张静江、吴稚晖，戴季陶、黄乳、陈果夫五人。蒋总十分高兴，因这几位都是自己的同志加兄弟。其中的张、黄、戴还与自己换帜拜把。客人落座后，蒋总亲自沏荼，他对张静江说：“大哥，分别这些天来，中很想念你。嫂子和侄儿们好？”张静江回答：“感谢介石弟的挂念，都好。”蒋总问：“大哥，下午的会议，小弟提出政府中心设在南昌，中执委大多执反对意见。小弟不解，大哥是否明告。”张静江答：“政治中心设在南昌，非吾弟之真心。在迁都问题上，贤弟提出从广州迁到武汉，今又提出迁到南昌，用意如何，我等不得而知，贤弟要明示。以便在中执会上说服反对的同志。”蒋总说：“大哥有所不知，政府中心离前线越近，中对中央的了解就多，有时还能直接参与。远了，中就很难参加一次了。南昌是江西的首府，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中央设在南昌，总司令部与中央党部合二为一，既能指挥作战，又能做一些党务工作。最关键的，对于消灭孙传芳、张作霖等反动军阀，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张静江笑了笑说：“介石，你只阐述了一部分观点。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你就是不放心唐生智、张发奎二人，也提防他们在背后捅刀子。先行一步吧。”戴季陶说：“介石二哥，你就以中常会主席的名义，说服谭延闿。就在南昌召开政治会议，只要我等群起附议，问题不就解决了。”黄乳说：“季陶弟的话有理，介石二哥可采纳。”蒋总点头赞成。
这天是一九二七年的一月三日，蒋总在南昌召集中执、中监委以及政府委员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将政治中心移向南昌的问题。张静江等十二位中执、中监委投了赞成票。谭延闿见此，只好同意。根据蒋总的建议，二届三中全会在三月一日进行都城设置的最后表决。蒋总准备将江西高等学堂和百花洲陈列所辟为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办公的地址。在蒋总的要求下，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阐明政治中心设在南昌的意义，但遭到联席会议的拒绝。次日，蒋总以中常会主席的名义致电武汉，仍遭拒绝。蒋总无奈，提议召开第七次中执委临时会议。在谭主席、张静江的主持下，会议于一月七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和湖北省政府。会议重申政治中心设在南昌。蒋中正、谭延闿以中常会、中政会主席的名义委派宋子文、孙科、邓演达、李宗仁前往武汉，分别担任政治分会正付主席和湖北省政府正付主席。为解释政治中心设在南昌的重要性，要求在汉联席会议的同志到南昌办公。为此，蒋总亲自到南昌，说服徐谦等人搬迁。
那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先总理在日，很受器重。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二大”时进入常委。这次作为联席会议主席听完中常委主席蒋中正对第六次、第七次临时会议精神传达后，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对蒋主席说：“请问蒋主席，既然中执委和国民政府在何处办公由三中全会决定，你为何急于将政治会议设在南昌？这是其一。孙传芳南昌虽败，主力犹存。何况孙已与张作霖、张宗昌联合，对付我革命军，南昌离前线很近，在隆隆的炮声中，中央党部工作人员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连起码的人生安全都不能保障，请问，这让他们如何办公？这是其二。武汉三镇，位居祖国腹心，江汉平原，又是富庶之乡，它东靠巴蜀，西临云贵，南接豫赣，北与华北接攘，政治中心设在武汉，本比南昌强十倍。蒋同志为何偏偏要将政治中心设在南昌？这是其三。政治中心设在武汉，是蒋同志三番五次电告中央，反复呈诉中央在武汉设立联席会议，其职责是代行党中央和政府职责。现政治中心刚在武汉立足，国民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刚在此正式办公，你又要将政治中心迁往南昌。请问蒋同志，这种做法目的安在？你又有何居心？”听了徐谦咄咄逼人的话，蒋总心里大怒，但他脸上仍挂着笑容，只见他十分平和地说：“徐部长，你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待中予以解释。先提出迁都武汉，后又提出将政治中心设在南昌，都是我的议案。这并非前后矛盾，形势总是在变化发展的嘛。当初政治中心设在武汉，是吴佩孚刚被消灭，后方急需巩固。现中提出政治中心迁往南昌，是孙传芳被消灭已成定局，而两湖已巩固。江西变为前线已逐渐消失，其本身需要大量的人才做巩固后方工作。政治中心迁到南昌，也是为巩固革命成果起见。要说目的何在，居心又何在，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前方将士作战，中央在后方办公，作前方将士的坚强后盾，达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政治中心靠近前线，我革命军将士不仅身负重任之感，也为有后盾树立子忘身杀敌之志。中意将政治中心迁到南昌，也并非‘定都南昌’，仍属于临时党政中心，我想，徐部长也懂得这浅显的道理吧。这是其一。江汉平原富庶，世人皆知。但江西南昌也不逊于武汉。东南五省，江西为首。也有米粮仓之称。可保革命政府较长时间办公。而武汉则不然，它居于江汉平原上，长江河床逐日增高，洪水泛滥如猛虎下山，一旦出现缺口，中央机关是逃灾避险还是安心办公？而南昌却不会出现上述情况。请徐部长以革命大业为重，尽快下令移动吧。”徐谦听此，不禁恼怒，但他也具有革命家的风范。你看他，笑了一笑，说：“蒋同志提出以革命大业为重，徐某深受感动。正是因为以革命大业为重，徐某才主张政治中心不能轻意变动。到于说道洪水泛滥，更不能因此而将都城外移。蒋同志也应该清楚，武汉城居民近百万，世居于此。既然中央政府设在这里，革命者就要与民众同呼吸共患难。即便有一天洪峰来临，中央机关公职人员不会同民众一道抢险垒堤共度难关？蒋同志不会忘记，战场上的敌人我革命者都能战胜，何况洪峰？想我革命者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身处逆境，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黄花冈七十二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就义。此时，孙总理尚在日本，但他们就是抱定总理的主义，响应总理的号召，前仆后继，大义凛然地献身革命，这是什么？是信仰。领袖不一定非要在前线与敌人真刀真枪地拼杀才能算是站在斗争第一线，才能提高革命者的士气。北伐前期，中央在广州，收复两湖时，政治中心并没有移到长沙；何应钦攻闽浙，政治中心仍在广州，革命军仍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革命军进攻武昌时，你蒋同志提出政治中心设在武昌，刚攻下南昌，你又提出政治中心设在南昌。北伐军下一站将是南京，难道攻占南京后，都城也随之移动吗？如果按蒋同志的意见，革命军每攻下一个城市，政治中心就向前移动一次，这可能吗？徐某向来直爽，蒋同志的做法，说到底，就是要把自己的所在地作为中央的所在地，以便控制中央，要挟中央。换句话说，蒋同志是想把自己凌架于中央之上。徐某性急，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不过，事情是摆着的，不得不使人产生疑问。”听了徐谦的话，蒋总恼怒已急，冷笑两声，说：“徐部长，中前来武昌，是来向在汉同志说明政治中心移向南昌，而不是中一人所为。中受中央的指派，岂能以你一人反对而牵动全局。徐同志刚才所言，不妥吧。政治中心迁移南昌，是中执委、中监委及政府委员共同研究后，形成的决定。中虽为中常委主席，只能顺从大家的意见。此等大事，你我都不能渗透私人感情。倒是有一点，徐部长竭力反对政治中心移向南昌，有何居心？徐部长，你是一个老党员，更要服从组织决定。”徐谦听后，顿了顿，说：“蒋同志说的话，倒使徐某茅塞顿开。政治中心迁移南昌是中央决定。那请问蒋同志，在武汉的“三委”不比南昌少，他们的态度怎样？蒋同志尽可调查。诸同志中，如果大多数人愿表明观点，徐某绝对服从组织决定。孙夫人、廖夫人，你二位认为呢？”孙夫人说：“介石同志，政治中心迁移武汉，是中央和各省代表共同决定。联席会议是政府行为，在南昌的两次临时会议，不合法定数，无效。”蒋总见孙夫人如此表态，哪里敢反驳。转过头问鲍罗廷：“苏联顾问同志，你有何高见？”鲍罗廷见蒋总与徐谦在会上公开辩论，且各据一词，寸步不让，而他又认为理在武汉方面，也考虑目前的实际，因此，他回答说：“从政治上看，武汉居长江中下游，汉江平原上，东西南北影响大，与南昌相比，更具有政治中心的条件。在中国版图上，武汉也是中心地带，战略意义上，既可以巩固两湖两广，对西南和中原，也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所以，政治中心不能设在南昌。这是我的态度，也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蒋同志也曾反复强调这一点。还有，联席会议是蒋同志你提出来的。经过反复讨论后成立，具有合法性，在中央机关未搬到武汉以前，覆行中央职能，不能说撤就撤。”听了鲍罗廷的话，蒋总再也抑制不住心头怒火，大骂说：“娘希匹，你作为党国的高级顾问，竟说出这番话来。不错，联席会议暂时是合法的，但没有永久性。今天合法，将来也合法吗？全国胜利以后，中央和各部都设置好了，它还合法吗？荒唐，斯大林同志派你到中国来干什么？要你来破坏中国革命吗？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欺骗中国人民。这样，就不是我们放弃联俄政策，你完全是阻挠中国革命的。”鲍罗廷见蒋总怒火正旺，哪里敢与之争辩，失望地摇了摇头，坐了下来。而恰在这时，一个女高音传了过来：“介石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知道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吗？我真替你感到羞耻。”众人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孙夫人。在二届二中全会上，孙夫人当选为中执委员，此时见蒋总对鲍罗廷一顿臭骂，不禁拍案而起，当面斥责。蒋总见孙夫人怒容满面，也不便发火，愤愤地走出了会场。其余的人仍在那里继续讨论。
蒋总在武汉逗留了七天，除了与中执委们继续争执政治中心迁移的问题外，还在武汉发表了几次演讲，一直到十八日才离开武汉。
回到南昌后，蒋总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要求他立即解除鲍罗廷总顾问的职务。同时，为了惯彻两次临时会议精神，蒋总与谭延闿、张静江商量，决定联名致电给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席委员会，停止武汉办公并迅速移往南昌。
徐谦接到南昌发来的报告，连忙与在汉的中央委员商量，如何回电南昌。何香凝说：“介石同志在北伐中，成绩还是主要的，错误当然要批评。为了北伐大业，我觉得在政治上要帮助介石。向他解释政治中心在武汉的重要意义。同时，要告诉南昌的同志，特别是谭主席，在北伐胜利以前频繁变动政治中心有百害而无一利。”徐谦以为然，说：“廖夫人的话有理。我看就派孙科、子文、陈铭枢一行，并当面向蒋介石同志和谭主席阐明中央的意图，希望南昌同志以大局为重，放弃政治中心移住南昌的主张。但必须重申中央的权威，任何个人和小集团未经中央批准，无权决定大政方针。”宋庆龄说：“徐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事不宜迟，明天就出发吧。”
蒋总在南昌正为迁都之事烦恼，见孙科等人到，连忙迎了出来。孙科转达了武汉方面的意见，并请蒋主席、谭主席召开在南昌的中执委、中监委和政府委员们解释政治中心仍设在武汉的重要性。二月八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主持了三委联席会议。蒋主席在会上否定了政治中心设在南昌的议案。会议对蒋主席的举措表示欢迎。但会议决定撤消武汉联席会议。在南昌的中央大员立即赴武汉，组成中央政府。同时，中央委员会派徐谦出国考察。迁都之争告一段落。
你道蒋总为何一再提出政治中心迁到南昌？还是张静江说对了。现任武汉守备为唐生智，自联席会议迁到武汉后，唐生智主动联络。而此时，何应钦在福建招兵扩军，唐生智岂能放过这一机会，当即向蒋主席提出扩大编制的请求。因有先例，蒋总只好同意。唐生智便将自己的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并任命李品仙、何键、刘兴、何祺为各军军长。张发奎见此，也如法炮制，将自己的第四军扩编为三个军。留守广州的李济深部编为第八路军，李任总指挥。那唐生智、张发奎生怕何应钦的第一军强大后把自己吃掉，因而联席会议一到武汉，唐、张二人立即献媚，这一举动，被蒋总看在眼里，于是便演出了迁都一幕。
中央党部及各政府机关迁到武汉，联席会议解散前夕，以徐谦为首的联席会议成员在武昌召开了一万五千人的大会。会议指出：“巩固党中央的权威，一切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外交皆必须集中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大会大张其鼓地提出：“反对破坏外交的反革命份子。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此时，党的代理组织部长陈果夫正好到武汉参加三中全会预备会，但使陈果夫不解的是，这次集会好象到处都有反对党的主席蒋中正的言论。街上，他还看见了“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大幅标语。按道理说，蒋中正是党的主席，第一领袖，街上不应有这样的标语。为什么要打倒呢？北伐军在前线仍与孙传芳残部激战，后方对党的领袖如此不恭，叫他如何想得通。见事态复杂，他面见谭延闿讨个说法，谭支支吾吾，说不出个道理来。谭还告诉陈果夫，下个月召开党的二届三中全会。而作为代理组织部长的他竟一点儿也不知道。为弄清事实真相，陈果夫留在武汉参加预备会。会上的气氛很不正常，大多都在指责中常委主席蒋中正。果夫见此，再次谒见谭延闿，询问事情真相。谭又哪里说得明白。
到了三月十日，预备会开始，会议应到中执委三十六人，实到十八人，足足差了一半。蒋总正指挥北伐军在前线与安国军激战，哪里能放下战事参加会议。而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中，仅十一人参加会议。应到中监委十二人，候补委员十八人，实际只到了八人。四分之一稍强。陈果夫、李烈钧参加预备会的第二天，见气氛不对，退出会场回到南昌。
二届三中全会就这样在极不正常的情形下召开了。会议选举徐谦、谭延闿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听取了徐谦所作的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会议的主题是重申中央贯彻执行先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决心，主张实行党的民主，限制军事领袖的权力。为说明国民党内潜在的危机，笔者摘录一段文字记之：
按照宪章规定，中央全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自去年五月十七日召开后，除临时全体会议以及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各开一次会议外，至今始未开会。其中因战事关系，致使迟迟，而党权旁落，只见个人意志不见党的意志，只有个人自由不见党的自由，实为延缓的重要原因。此次会议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的出分歧点。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服从少数的分歧点。而且得武力屈服于党，抑党服从于武力之分歧点；并且个人独裁制、民主集中制分歧点，不但为本党之存亡所系，亦全国治乱攸关。
关于党内的专权现象，会议是这样说的：
盖去年三月二十日（即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武力蹂躏党权、政权以后，不但总理之联俄及溶共之政策被破坏，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使总理改组本党之精神及同志两年来的努力，悉付之东流。
至于政府地点问题，联席会议本决定仍在广州暂时不迁移，乃闭会未及一周，蒋介石同志又来电主张政府迁到武汉，政治会议仍议决照蒋同志主张办理。此种迁就，实牺牲多数同志意志……。第一批出发人员抵武汉，其实军事、政治、外交均甚紧张。而党部、政府正值迁移，不可无一最高权力机关，以资应付。故由武汉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行联席会议，于党部政府未迁到武汉以前行驶最高权力……咸认为不出数日，党部、政府委员一到武昌，即可开始办公。不料忽又有党部政府留在南昌之议。同志非常惶惑，民众犹深失望，乃起而要求政府从速迁鄂。
二届三中全会的宣言中，从组织原则上限制个人专权，取消设置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又对中常委代理主席张静江进行了评价，认为张昏庸老朽，捣乱党务。因此“有主席一日，党内就无日安宁，革命前途就有很大的危险”。全会决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不再设主席，由全会选举九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党的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互选三名秘书负责。取消设置中常委主席，改为集体领导的“委员制”。会议还决定取消设置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就有如下文字：
军事委员会由中执委推荐九名至十四名高级将领和六名中执委或者候补委员组成；军委会设置七人主席团，人选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军委会决策机构。主席团的决议和发布命令，必需由主席团四名执行主席签名，方能生效。
三中全会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蒋中正、孙科、顾孟馀、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的中央党部各部长如下：
组织部长 汪精卫 宣传部长 顾孟馀
农业部长 邓演达 工人部长 陈公博
商业部长 陈其媛 妇女部长 何香凝
青年部长 孙 科 海外部长 彭泽民
会议决定九名中常委为中央政治会议当然委员。另选取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顾孟馀、徐谦、王法勤、林祖涵为政治会议委员。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馀、徐谦、谭平山、宋子文七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选举谭延闿等十七人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平山、谭延闿、蒋中正、徐谦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会议选举汪精卫等十八人为政府委员。其中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中央政府任命的各部部长如下：
外交部长 胡汉民 司法部长 徐 谦 财政部长 宋子文
农业部长 谭平山 商业部长 孔祥熙 军事部长 谭延闿
劳工部长 苏征兆 土地委员会主席 邓演达
交通部长 孙 科 教肓部长 顾孟馀
外交委员会主任 陈友仁
如果按照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蒋总的职务为中常委委员、政府委员、军委主席团成员。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三中全会决议，自动放弃手中的各种权力，继续北伐，完成先总理的遗愿，要是那样，对于这位政治家来说，太委曲了。要么公开对抗，理由也很充分。最起码的，他可以以二届二中全会中常委主席的名义宣布武汉三中全会非法，拒绝接受武汉三中全会对他的处理。但这种做法就是另立中央，重组政府。这是何等之难啊！一连几天，他在南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日沉思，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这是因为：北伐未胜利，谭延闿不足以摄众，统一全国这个重担他挑不起来。先总理的遗愿无法实现；汪精卫又不足以统军，孙传芳还在继续顽抗，张作霖部还十分强大，奉系数十万大军足以使北伐军全师覆灭。创业难啊，前方将士舍生忘死，后方官吏抢班夺权，又该怎么办呢？
侍卫见蒋总思索，闭门谢客，也替他担心忧。这天，蒋总同往常一样，看了会地图，思索下一步的战事。副官来报：“总司令，客厅里的张静江、吴稚晖、戴季陶、陈果夫、黄乳和从成都来的的张群已等多时了。”蒋总见好友相访，十分高兴，连忙迎了出来。不因为这，有分教：六朝古都，迎王者气候；中兴战将，创历史伟绩。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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