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彬已经很久没有和我联系了，我也没有主动联系她，最后一次见面更是好几个月以前了。
虽然我的城市东楚和彬工作的城市武汉相距不到100公里，可她大多数时候在外地，而当她回单位的时候，可能我又不方便。——其实，机会也不是没有，我可以给她打电话。可是，我很打。首先，许多次打电话她都在外地，长途加漫游，我不想花她的钱，她赚钱也很辛苦；其次，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在电话里怎么和她说。她对我的态度永远是不远不近，一会儿亲热一点，一会儿疏远一些，让我有些无所适从。我知道她并不爱我，我不是她想爱的那种人。同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她，而她的这种态度也的确让我无法进一步亲近她。
可是，我又是那么喜欢她，而且无法不喜欢她，虽然知道我们不可能有进一步的结果。彬比我年轻14岁，有年轻人的直率，更有年轻人的活力，和她见面、说话我很开心，感觉自己很年轻。她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见解态度都不一致，可是她还是对我很好，一次次对我生气，又一次次主动找我；而我在她面前一次次让她不高兴，一次次在她面前受挫，却也一次次想起她，要主动找她。说到底，我是真的希望她能喜欢我，爱我，我才会一次次去逗她，试图感动她，希望她会被打动，希望她主动对自己示好，可因为她虽然喜欢我对我却没有爱的成分，我的话才会一次次惹她不高兴，自己也一次次受挫。但是，我还是能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她不愿意听我的话，我马上打住不说，就是见面，如果友好的举动被她拒绝，我决不会有进一步的举动，因为我怕引起她的反感，更不想让她为难。我不想给她施加过多的压力，如果压力太大，可能物极必反，只会把她从我身边逼走，那么连这样的朋友我们都做不成，那么我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有一次，她取笑我，说我明明喜欢和她亲近，却装作不是很喜欢的样子。我便无奈地笑了笑，说：“如果我那样了，你会答应吗？”她望了我一眼，说：“当然不会。”我便也苦笑了，说：“既然知道你不会答应，那么我何必做注定要被拒绝的事情呢？”
和彬能做朋友已经很难得了，我自己这么想。自己是有些想法，可是决不能因为这样的想法闹到朋友也做不成的地步，而且她也清楚我的想法。因此我没有必要向她表白什么，她知道怎么对待我，对待我的感情，怎么处理我们的关系。
真的，像我和彬观念如此不同，经历也不相似的人能走向现在这步的确是很奇怪的。说到底，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叫品质，就是真诚待人的态度。是的，真诚这一点是我的待人的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对于一个真诚待我的人，我是充满感激的，而彬就是这么一个真诚的人。而且，最让我感动，并且把她当成朋友的，是她乐观的生活态度、天真的个性以及对我的信任。这些方面真的对我很重要。而我之所以能得到她的认同，我想也是我的真诚态度。我总是毫不做作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哪怕是自己的缺点。而且我总是很有耐心地听她的话，诚恳地指出她的不足，甚至笑话她。对于我善意的取笑，她一点也不在意，一点也不生气，很能正视自己的不足，对我还是那么友好。这实在是太好了。她明确告诉我她不会爱我，我不适合她，不是那种能给她带来幸福的男人。可是，我很够朋友，所以她愿意也喜欢和我交往。也许，这正是我对她又想爱又不能爱的原因吧？于是我们才时远时近，才若即若离，才经常有争执却总能化解，才时而有说不完的话，时而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原因吧。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上网，而我没有和她联系是不是因为认识了敏的缘故？我不禁想起和彬认识的情景来。
说来我和彬的认识也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了。正是这样的偶然性，才让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才格外珍惜，才怕失去。我想，如果我们只有做朋友的缘分，我就做她的朋友，尊重她、关心她；如果我们有做情人的缘分，我就做个好情人，好好爱惜她，保护她；如果我有幸能让她答应成为我的妻子，我就做个好丈夫，体贴她，报答她。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会有怎样的缘分。但是，现在，我还是可以尽我所能让她多些快乐的。
我是在武汉的公交车上认识彬的。
当时，我是去武汉参加一个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研讨会是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参加的主要是省内一些作家、文学杂志主编，当然还特邀了省外一些知名的作家。因为是作协成员，而且刚刚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我便获得作协的邀请了。我很重视这次会议，因为它不仅给了我与同行交流的机会，而且可以向那些在国内响当当的名家请教创作经验，得到理论上的指导。现在想来，这次与会最大的收获却还不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识了彬。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会后一家文学杂志社聘我为副主编，从而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当然这些是后话了。
那是去年3月份，也是一个春天。虽然常常去武汉，但我这个人方向感忒差，尤其是不会记路，在大街上常常会迷路。武汉的公交车最大的毛病就是很少报站，就是报站那声音也像压根儿不想让别人听见和听懂。还有一个毛病是一个站点从到战前、站牌下、过站牌了可以停好几次让人上下车。此外，武汉总是堵车严重，而堵车停下来的时候也允许上下车，因而往往无法知道到底走了多少站，上车前数的站数根本没有用。所以，我每次到武汉坐公交车，很难知道车到底该在什么地方下车。这回我们开会的地点是圣陶沙酒店，从武昌火车站乘到汉口的10路双层大吧在航空路下车。对航空路我不熟，过了长江大桥我就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车了。车上人多，根本看不见售票员。我想只好问车上的乘客了。
这时，我才注意坐在我身边的女士。女士眼睛看着前方，皮肤白皙，不是很漂亮，但感觉很可爱，瓷娃娃一般。看起来大概22岁上下，不像学生。我感觉女士不像是那种高傲的人，我应该可以问她。
正要开口，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小姐肯定是不能叫的，人家会生气；同志自然太古板，现在日常交往好像已经被淘汰了；姑娘在我们这儿也不惯用；叫人家丫头也不妥，因为我还不够老。也许是我一直盯着女士被她看到了，就在我犹豫间她把脸转向了我。我如遇大赦般激动起来，忙问道：“请问到航空路还有多远？”
女士脸上有了笑容，回答道：“大概10多分钟。”
突然感觉自己的问话不得要领，便继续问道：“还有几站路？”
女士想了想，说：“4站路。”
我感觉这样的回答还是帮助不大，便笑着继续问：“对不起，再打扰一下。我对那个地方不熟悉，到时候能不能麻烦你给我提醒一下？”
也许是我小心翼翼的语气让她产生了兴趣。她凝视了我片刻，笑了笑，说：“行，我要经过那里。”
女士的话让我产生了亲切感，加上她的脸相和神情本身就让人比较容易亲近，我便和她攀谈起来。她说她在终点站下车，她们公司在那里，那是一家生产电力设备的公司，她是公司的业务员，是公司在鄂东的负责人，她是刚从黄梅回来，现在是去公司。听了她的介绍，我不禁有些小小佩服她了，一个看起来20刚出头还充满稚气的女孩能如此泼辣实在了不得。女士就笑了，说她并不小，已经工作3年了。女孩问我到航空路做什么，我说是到圣陶沙酒店，参加一个会议，她就问什么会，我说是一个文学性的会议。听了这话，女士她便兴奋起来，说：“原来你是作家啊？了不起！有什么作品给我介绍一下，我好好拜读。”于是，我告诉她我刚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把小说的情况给她介绍了一下。她说她一定找来读读。我一边说今天难得有缘，感谢她的帮助，如果她喜欢我给她送一本，一边掏出名片，说她可以去找我。女士接过名片，看了看，说：“原来在东楚呀。只是我不负责那里的业务，恐怕没有时间，而且让我专门为本书跑一趟太不划算了。”我便问怎么办。女士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下次来武汉你带过来，给我打电话，我过来取。你会经常来武汉吗？我说这样也好，虽然不经常来，但也不少。这样，女士便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和电话。
“你叫我彬，彬彬有礼的彬。”她说。
“好！”我不禁赞赏道。
说话间航空路也到了。女士说下车后可能还要走点路，你打个的让的哥送过去吧，他们应该知道。我忙道了谢，下了车。
会议期间有个小组座谈会，会议主持人是我的一位文友，他让我介绍我的创作体会，我就说了10多分钟。我一回单位，《东楚文艺》的董主编就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加盟他们的杂志社，请我担任副主编。其时我也正想挪挪，就辞掉了学校的工作答应了他。老婆不愿放弃工资比较优厚和我去东楚，本来我们感情就不好，我想她不愿意走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而我考虑到这些便也没有试图做她工作。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孩子便也留在她身边，我只身去了东楚。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难免有些忙碌，经常有些文学青年亲自到编辑部来投稿，主编就安排我接待，所以我大量时间都在帮他们分析作品了。以至我几乎忘记了彬。直到三个月后，一位在武汉工作的大学同学邀我过去玩，说有同学从山东过来，我才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事。到了车上，给这位同学打电话，翻找电话记录，看到彬的名字才想起那天认识的那位女士，想起给她送书的承诺，不禁有些汗颜了。我想，不如约她出来吃个饭，也好借机解释一下。
电话很快打通了。当她听出是我的声音，便问我是不是到武汉了。我便把地方告诉了她，说了请她过来的意思。她说她正在黄石，不过下午可以回来，便问我到武汉什么事情，我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她说你们同学聚会我去不好吧？我说：“没有什么不好，我和同学说是我在武汉的一个朋友。要不晚上我们同学吃过后我们单独出去喝茶吧？”她说如果我和她单独活动同学会猜疑，不如一起吧。于是就说好下午再联系。
由于是和同学在一起，而且我们毕竟还不熟，所以我和彬也没有说什么，吃过饭她就说要回家了，我就送她到车站。一路上也没有说什么，我只是向她解释忘了带书来，她说下次来武汉再带也不迟。
也许因为是晚上，月色朦胧；也可能因为是夏季，她穿着比较少，把身材清晰地展示在我眼前，感觉彬比上次要漂亮得多，不禁有些慌乱。此后，心里便有了念想，闲暇时就会想起她，给她发发短信，无非是问问她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之类。对于我的短信她大多是回的，也有不回的时候，但是从来没有主动给我发过。有时我也给她打电话，她大多不在武汉，总是说长途加漫游，很贵的，我也就自觉少给她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