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嚷着我给她买礼物，能吃的吃下，不能吃的就存放在我这里，小皮鞋，花裤子，她说，要是拿回家，爸爸会问的，我又不会撒谎。再说了，他身体一直不好。他要是见了你，会受刺激的。

临离开南京的前一天，我向她告别。她一下子抱住我，亲了又亲。说，哥哥，我还能再见到你吗？我说能。她说了句“我不相信”就哭了。她母亲在一旁劝道，快别哭，爸爸会知道的。她懂事地抹抹眼泪。

我继母并没问我要去哪里，可是当我转过身就要离开的时候，我听见她在黑暗中说道，小晖，你好好的。

我顿了一下，拿衣袖拭拭眼泪，就走了。印象中，这是我最后一次淌眼泪。我不知道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不是因为阿姐，也许两者并没有关系。无论如何，我后悔过，可是我不怪她。

我在南京做的惟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帮胡泽来开了一间杂货店。我从银行取出两千块钱，说，这一千块钱是还你的。这一千块钱算我存放在这里的。没准有一天，我山穷水尽，还需要你的接济。

说这话时我很伤感。我确实预感到有这么一天，我的好日子不再了，我和阿姐会出事。

我们离开南京的直接原因，是阿姐遇上了一个人，姓陈。我们暂且叫他陈先生吧，他是阿姐在饭店的大堂里所结识的千百个客户中的一个。此人长得富态，戴副眼镜，模样亦官亦商。阿姐猜他的年纪，一问才知和她是同龄。又都是北京人，彼此便有些相见如故。起先并没有交换名片，陈先生只说他在煤炭部工作，后至煤炭部下属的一家大型公司任总经理。

阿姐笑道，什么职务？

副司吧。他也笑了。

一开始两人谈得挺投机。他看上去很有修养，且见多识广。阿姐告诉他，她是随父母下放，后来也没能回去，辗转来到南京。现和朋友合伙开一家小公司，做点小买卖，一直亏空，不知如何是好。如果陈先生这里能帮点忙——

陈先生道，怎么个帮法？

阿姐说，你看呢。

陈先生不说话了。他笑着睃了阿姐一眼。只这一眼，阿姐便知道他想要什么了。这是个流氓。可是她不怕流氓。她笑道，陈先生是聪明人。要不这样吧，我们先做个朋友，更何况我们还是老乡呢。北京我已经二十年没回去了，也不知变了没有。——故宫长城总还在吧？

陈先生打趣道，要不这次一起回去看看。

阿姐说，你什么时候动身。

陈先生说，再有个三五天吧。

有一天夜里，我们已经熟睡了，阿姐突然接到陈先生的电话。她朝我伸伸舌头，把话键按在免提上，这样我就可以听到陈先生的声音了。

陈先生说，李小姐还没睡？

阿姐唔了一声。

顿了一会儿，陈先生又说，聊聊？

阿姐说，聊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聊呀。——要不，到我房间来喝杯茶？

为什么你不可以到我的房间来呢？

是吗？那边的声音突然很振奋了。

不过我的房间有人。阿姐笑了起来。

陈先生也笑了。他说，李小姐你真真会开玩笑。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

阿姐不说话了。

又聊了一会儿，陈先生突然说道，你让我想起我小学时的一个女同学，长得很像的。我和她坐同桌，她成绩好，人又漂亮。常带我去她家里玩，她是干部家庭出身，而我家里穷，当时很自卑的。

阿姐看了我一眼，狐疑地问道，她叫什么名字？

夏明雪。

阿姐像触了电似的从床上坐起来。她看着我，一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那边又说，工作以后打听她很多年，一直没有下落。后来结婚了，有了家庭，也就慢慢忘了，不想这档子事了。不想在南京却遇上你——唉一声叹道，我也是自做多情，就为她当年对我好，总记住。其实这在她又算什么呢？她待每个人都好，这是最难得可贵的。

阿姐呆了半天，那边喂了一声，她才回过神来，强笑道，看不出陈先生竟这么痴情。你是拿我当替代品吗？——这才笑起来，道，那么陈先生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来帮你打听打听，没准她还是我的亲戚呢。

那边咳嗽一声说，我叫陈打铁。你就叫我打铁吧——又呵呵地笑起来道，也不知道她现在哪儿？过得还好吗？估计是老了，也没你漂亮了。

阿姐挂了电话，跳下床，赤脚在地毯上走走停停，嘴里不时叽咕着：今天是遇见鬼了。这个陈打铁，他变胖了，要不就是烧成灰我也能把他认出来。

她决定换地方，把衣服扔过来说，快点，现在就走。这个地方不能呆了。那天夜里她神经质得不行，折腾了一通，瘫坐在沙发上说，这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这事对阿姐造成多大打击，我至今也不甚清楚。那天夜里她哭了，百感交集。说不上恨，也说不上感动，只委屈得口水哩啦，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北京。她消沉之极。为什么要让她遇见这个陈打铁呢？她本来可以一天天厮混下去的。一连好几天，她坐在地板上翻旧相册，这相册里没有陈打铁，可是有和陈打铁同桌时代的她，才八九岁，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反手站在巷口，小辫子翘翘的。

一个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她总是喃喃自语，说的也不知是陈打铁还是她。

他想泡我？她嘻一声冷笑了。蘸了一口唾沫，翻到另一页说，这张是1966年，我哥哥给拍的。文化革命开始了。她把眼睛朝阳空气里抬了抬。——又紧翻几张找到1977年，说，这是在胡同里马三给照的。她舔了舔嘴唇，把相册丢在一边，双膝抵住心口，泪如雨下。

阿姐常常做恶梦，夜里她会惊醒，抱着我啜泣。她梦见了警察，一高一矮的两个，拿着手拷向她走来，她转身就跑，警察喊道，快，替我挡住那女的，她是小偷。潮水般的人群向她涌来，把她围住，她跌倒了。

又有一次，她梦见自己挨枪眼了，胸前挂着一副写有“破鞋”的木牌子，她被人按着跪在她父母哥哥的坟头，遥远的星空上她姥姥在向她招手，在那双慈眉善目的眼睛的注视下，她突然变回了从前那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穿着及膝的花布裙子，背着书包走进这荒野的坟头。后面有一支枪在瞄准她，打枪的人是陈打铁。

她把灯打开，我看见灯光下她面色惨白。她自言自语地说，陈打铁……我不知道她想说些什么。这个陈打铁，隔了一会儿，她终于不无叽讽地笑道，他真是穷人翻身得解放了。

她不想遇见他，她可以遇见任何人，出事是迟早的事，她不怕。可是她不想遇见他。我劝她出去转转，权当是散散心，比如广州深圳，都是老地方了，熟门熟路的。她摇摇头说，也许没事的，都说梦与现实相反的。

她就这样怀着侥幸心在北京一天天地呆下来，预感越来越迫切了，她如坐针毡。那一阵子，她变得神叨叨的，她会突然抱住我，以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我，说，我要是进去了，你怎么办呢？谁来照顾你？你怎么活呀？你会流落街头么？

不知是一种怎样的奇怪心理在作崇，那段时间她竟然频繁出去活动，拦都拦不住。她笑着向我解释道，反正都这样了，还不如早点进去呢——我是不是有点自暴自弃？

仿佛这句话有多幽默似的，自己先笑起来。隔了一会儿，又叹道，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呢，确实有点懈怠了，都活腻了。人这一辈子其实没多大意思的。我就想着，反正我是赚了的，进去了也不可惜。与其这样担惊受怕的，倒真不如……她握着嘴打了个哈欠说，不说这些了，来，替我焐焐热被窝。

阿姐出事是一个月以后，在王府井一带活动时被便衣给捉住的。她非常坦然。这天是阴天，一个普通的星期四，看得见成群的鸽子在低空中飞。我能想像的，熙熙攘攘的王府井街头，两个男人架着一个女人从人群里走过，人群有一瞬间像是安静了下来，好奇地转过头来看。也许他们并没能看见什么，这两男一女，神情利落凛然，其中一个男的侧身时，碰着他们中一个人的肩膀，还微笑着说声对不起……他们这么看着，心里稍稍有点怀疑。

这是1989年三月间的事。虽然大街上人头攒头，可是天还冷，树枝也未长出新绿。

已是很多年过去了。

这一天，我在街上走，正是下班高峰，车简直走不动。我把车停在一家商场门口。

后来我就跳上一辆开往北京站的公交车。我在北京站门口转了一圈，看见出站口里走出很多神色疲乏的陌生人。有一瞬间，我甚至想买张站台票，随便搭乘哪辆车，任它把我带往哪个方向。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当我呼气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我买了份晚报和足球报，又去附近的副食品店买了两个大肉包子，坐在墙角把它吃完。当我把最后一页报纸看完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站起身，决定去找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坐的那路公交车。

我跳上车，选一个靠近窗口的位置坐下来。我把头探出窗外，就像十六年前我惯于做的那样时。我打量每一个走上车来的乘客，尤其是女乘客。我希望自己能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长得很美，穿着雅黄色及膝裙子，白衬衫，把手扶在吊环上。

我在和平里下车，站在站牌底下，昏黄的路灯光照下来。这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女人走到我身边，跟我说，噢，你也在这里等车？——我多么希望能遇见她，虽然她是个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