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木屋一共呆了三天，我与杨帆感染的“禽流感”得到全面遏制了让聋哑老人不再打地铺，我们已经决定：到梅山聋哑学校暂避风头。
从我们所在的山脚出，向左走两三公里，有一条上山的小马路。顺着这条山路爬上半小时，有一栋突兀的精神病医院；再上行一段路，是一座古老的寺庙；再往上，这才是周阿姨所在的聋哑学校。如果说聋哑老人给我们带来了潸然泪下的感动，那么聋哑孩子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震撼。在周阿姨临时组织的欢迎仪式里，三十几双清澈而明亮的眼睛，在无声的好奇与欣喜中，向我们争先恐后地赠送他们的最爱：粉笔头、红纸片、橡皮擦甚至一支才两厘米长的铅笔！杨帆泪眼汪汪接过这些贵重的礼物，然后向孩子们逐一拥抱，之后开始即兴表演起舞蹈来。
就在我陶醉在杨帆那优雅的舞姿之际，两个脏脏的小女孩缠住我的大腿，将莫名其妙的我拉向了寒碜的教室。那个脸上有疤的小女孩，应该不过从课桌间找到了自己的小本子，向我洋洋自得地展示她的图画；另一个头零乱的小姑娘，个头还不到我的**——她从荷包中掏出一小截粉笔，踮起脚尖在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爸爸”。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这小姑娘已经拉住了我的裤子，然后指了指黑板上的两个字，又以一种令人心疼的眼神望着我。等她以自为是的认为我了解她的意思后，便肆无忌惮地抱紧我的大腿，成了我今生今世的女儿。而那个画画的小女孩，则表情落寞地看了看我们，流着眼泪，恨恨地离开了……
说实话，这地方与我想象中的学校相距甚远。我记忆中的校园，是孩子们咿咿呀呀地背着课文、嘻嘻哈哈地跳着皮筋、哼哼哧哧地唱着儿歌，一副生机勃勃而又其乐融融的热闹场面。而我现在所能见闻的，只有一些不着基调的简单音节、老师们曲高和寡的苦口呵斥、以及吃饭时刻里叮当作响的狼吞虎咽。与其说这是一所学校，不如说这只是一个特教班，或者至多算一个稍为窘迫与热闹的大家庭。故而，这里的教职员工，加上校长周阿姨，一共只有四个人。
其中一位是年仅3半边脸全是紫痂的“年轻姑娘”张嫂，她是聋哑大班的班主任；另外两位是一对五十开外的老夫妇，男的人称孙二叔，身高只有一米三四，主要由他负责大伙儿的一日三餐；女的却叫孙三婶，左腿好像有些跛，是聋哑小班的班主任。相比而言，周阿姨的工作要繁杂得多——她是学校的法人代表，既要负责外联赞助，又要照料孩子的住宿及沟通。当然，这些分工只算是一个大致的框架，具体到每个环节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越俎代庖。刚开始我们有些担忧被他们告，但随着孙氏夫妇请假两周下山，整个学校就只剩下我们与周阿姨，以及那个誓永远不会下山的张嫂。故而，我与杨帆心安理得地住进了他们的宿舍，并认真地接过孙二叔手中的钥匙，摇身一变，成了聋哑学校的老师。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我们拿出钱，周阿姨与聋哑老人到镇上买了34套衣裤34双鞋画片18个蝴蝶结、以及毽子、皮筋、乒乓球、羽毛球、圆珠笔、笔记本若干。晚上的时候，杨帆与周阿姨给18个女生洗了澡，并因人而易地梳出12种型；我和聋哑老人也给16个男生刮了层皮，并且配合持剪刀的张嫂，给孩子们理了。换上新衣服穿上新鞋子，分到新玩具认识新老师，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那种围住我们比比划划、却又静默无声的兴高采烈，令后来的我记忆深刻，并且永世难忘。
在这皆大欢喜的夜晚，唯有一个小女孩站在黑板前，坠入了悄无声息的感伤。如您所知，她正是我的“女儿”，一个六年前梅山山脚的弃婴，一个从未走出聋哑学校的孤儿，一个拥有如周阿姨这样的大众妈妈，却从不曾体味父慈母爱的聋哑孩子。昨一天，她认定我是他走失多年的亲生父亲，并因此兴高采烈；这一夜，她看到我因其它的男生而疏忽了自己，并由此惴惴不安。看到这么一个忧伤的小天使，她的委屈她的孤单，她的脸颊她的刘海，令我的心再度痛疼起来。于是拉上杨帆走出人群，从小女孩手中接过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爸爸，指了指我；再写下妈妈，又指了指杨帆。然后将我这个女儿一把抱起，再旋转过去，让她骑在了我的背上。小天使立马就咯咯地笑了，不过只乐了半晌，她大约就意识到“母慈”强于“父爱”，便挣扎着从我肩上下来，把她“妈妈”杨帆的大腿紧紧抱住……
这一天深夜，我们躺在孙氏夫妇的床上，讨论着是将剩下的交给周阿姨改善孩子们的伙食，还是想办法把钱寄给杨舅舅，偿还杨母手术花销的费用。已经1了，不知道她动了手术没有？成功了吗？思忖再三，我与杨帆还是决定先把钱寄回去，算是给予杨母术后的身体保养。至于改善聋哑孩子们的生活问题，新闻社前任副社长李小峰，以及杨帆这个外联部部长，合计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
听周阿姨说，她有一个朋友在梅城电视台工作，而该电台每年中秋都会联合慈善机构举行“贫困中小学文艺晚会”。而且听说这汇演的舆论反响不错，只要表演节目足够精彩，与会的不少慈善家都会慷慨解囊。那朋友早就怂恿聋哑学校前去参演了，但周阿姨没有艺术细胞，张嫂也不愿意带队外出，故而每每错过了大好良机。掐指算来，现在离中秋节还有2说虽然参赛学校甚多，但最终节目还没有敲定。
于是在征得周校长的同意之后，我与杨帆决定：仓促应战。